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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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兩蔣統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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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日本之侵略** 
 事實共產黨歷經 16年（1927）上海「四一二事件」及武漢清共事件，雖於該年 8月 1日在江西井岡山重新成立「紅軍」，勢力十分薄弱。毛澤東在無法指揮都市工人革命下，轉而從事農村革命。所謂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」，直到中原大戰結束，紅軍發展有福建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和江西等地農村。而共產黨之於蔣介石，他們與一般軍閥不同，有自已的思想，組織和紀律，無法靠威脅利誘等手段收買利用。

且在首次國共聯合他們和蔣介石相處過，深知蔣介石意圖也曾被出賣，付出慘痛代價。所以人數雖少卻足以成為蔣介石心頭大患。故繼中原大勝後，共產黨成為急欲剿滅目標。不幸的是，本以為不出 1個半月就可剿滅的共產黨，愈剿愈大，從最初2、3萬人到最後第5次圍剿中仍有 8萬 6千人突圍而去，預告一片抗日聲中人民對蔣氏不滿。就在剿共當兒，日本也乘機侵略中國，蔣介石採取「罵不還口，打不還手」策略，任由日本宰割。

20年（1931）發生日本侵入東北「九一八事件」前，蔣介石致電張學良：「無論日軍如何在東北尋釁，我方應予不抵抗，力避衝突，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，置國家民族於不顧。」（二四二 361頁）使日本得以 1萬多關東軍，攫取了擁有 19萬兵力的東三省，沒收飛機226架，迫擊炮等火炮 3千多門，戰車 26輛，其餘槍枝 10多萬支，損失慘重。

隔年 1月 28日又發生日軍以保護僑民名義攻打上海的「一二八事件」。就在蔣介石讓防命令下，沒想到駐紮上海 19路軍抗命抵抗，使日軍蒙受巨大損失，日軍三易其帥。抗命的 19路軍，因此被調離上海往福建參與剿共，日後成為反蔣「閩變」主角。而上海就在國際聯盟斡旋下，蔣介石與日軍簽訂了屈辱的「淞滬停戰協定」，接受日本在「一二八事件」前佔領地方，國民政府軍須撤出淞滬。 
 22年（1933）日本又吞併鄰近的熱河、察哈爾。不料蔣介石卻於四月又發表： 
 「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，而是土匪。東三省、熱河失掉了，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，我們應該要負責任。 
 不過，我們站在革命立場中，卻沒有多大關係。」（二四二 363頁）

**西安事變** 
 由於蔣介石對日處處表現退讓，使得日本更變本加利，民國 24年（1935）7月，日本甚至提出中央軍撤出河北的建議，蔣介石不只答應，更派何應欽與日本派駐天津司令梅津美治郎，簽定喪權辱國的「何梅協定」。蔣介石在「何梅協定」簽訂前，就自承對日本的讓步，他說：「去年六月的時候，日本向何部長提出，要求中國撒出河北境內的中央部隊，並撒銷所有平、津、冀、察黨部和特務機關，何部長回覆一封極簡單的信，答覆他說：這些事不待你要求，我們中國已經自動辦好了，不必訂什麼條約，信中只說這幾句話而已。」（二四二 364頁）

蔣介石原想不簽約矇騙歷史以免留下證據。因日方堅持還是簽約。 
 24年（1935）蔣介石更提議和東京簽訂友好條約，答應強迫西方利益撤出中國，包括商業和租借權利全部轉讓日本，日本外交部雖同意，卻為一心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拒絕（一三七 440頁）。 
 蔣介石此種寧打同胞不抗日已使全國失望，尤其對一心想打回東北的張學良更是失望。 
 「攘外必先安內」蔣介石固然如此說，看在國人眼中並非養兵蓄銳，整軍經武，反是傾全國之力「剿共」。 
 在全國各地年年征戰，旱災加上饑荒餓死者多。 
 光是 20年（1931）至 21年（1932）揚子江泛濫，淹死近 200萬人，千萬人顛沛流離，加上傳染病，可謂哀鴻遍野 
 （二四三 132頁）。 
 22年（1933）11月新任財政部長孔祥熙，全國要求抗日，他卻要全國捐款剿共，不顧結果濫編預算，加印鈔票，他解釋說： 
 「剿匪行動的成功，比預算平衡更重要。」（一三七 409頁）

蔣介石無視全國抗日熱潮及內戰疾苦，一昧剿共已使民心轉向同情共產黨。 
 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，就在蔣介石籌劃第 6次剿共，蘇聯擔憂日本佔有東北，急欲中日開戰，史達林深知若欲蔣介石對日宣戰，須先停止內戰，停止內戰就得犧牲延安極少數的共產黨部隊。有了蘇聯承諾，蔣介石準備進一步剿共，民國 25年（1936）12月發生張學良挾持蔣介石兵諫聯共抗日的「西安事件」。自日本侵略東北，原盼望打回東北的張學良部隊，被蔣介石調往陝西剿共，為逼使蔣介石槍口對外，張學良與楊虎城挾持蔣介石，後在主張抗日宋子文斡旋下，蔣介石終至答應停止內戰，聯合共產黨一致抗日。

「西安事件」媒體過份曝光結果，使蔣介石成為中外公認中國領袖，也使蔣介石藉口剿共企圖成為泡影。恰巧 26年（1937） 7月 7日北京附近發生日軍以士兵失蹤企圖入城搜索，遭中國軍反擊的「盧溝橋事件」，蔣介石至此不得不宣佈對日抗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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