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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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兩蔣統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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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、宋、孔家族除經手印刷債券和鈔票，代表政府徵收鹽稅。鴉片販賣盛行時，宋子良更是上海黃浦江管理局長，成為鴉片販賣受益者。他們的公司經手抗戰時美蘇援助財物，像屬宋子文兄弟的「中國開發財政公司」、美國成立的「環球貿易公司」、「中國國防用品公司」、「孚中實業公司」、進口石油的「中國石油行會」，還有抗戰中為運送美援物質的「西南交通公司」，使他們在戰爭中皆能以任何機會致富。

沃隆佐夫在《蔣介石評傳》書中如此評論：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（UNRRA）對華援助項目，一直延續到 2次大戰結束。在歐州各種國際組織力圖維護自已按有關項目分配救濟品的控制權，一直到這些救濟品用完為止。在中國卻是另外一個樣子。蔣夫人和她的宋家兄弟堅持特殊立場：『只有中國人自已才知道怎樣利用聯合國善後救濟署的基金，中國人的尊嚴不允許外國人對援助項目控制權進行干預。』」（二四三 206頁）

透過行政院長宋子文，為了有尊嚴處理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救濟品，特別成立簡稱「中國救總」的中國救濟總署，曾被美軍駐臺副領事柯特（George H. Kerr，1911-1992）批評說：「中國人之所以要堅持擁有救濟品的行政主權，可能也含有一些國家自尊和面子問題。國民政府要藉機會向人民表現，至少他們是家裏的主人。在中國境內，分配這些援助品時，他們花極大力氣，把外國色彩掩蓋。蔣介石要把功勞，歸於國民黨政府；孔祥熙和宋子文則要把那些錢財和物質，送到他們家族的銀行和倉庫。……更另人驚奇的是，雖然價值5億美元的物品送給了中國，中國政府卻叫苦，說他們出不起錢，來分發這些救濟品。因此，聯合國救濟總署只有無奈同意，把這些物質以相當公道價格賣出去，這樣才能取得一些錢，去支付分發的費用！結果中國向聯合國救濟總署報了『行政費用』的帳1億9千萬美元，而且大量救濟品，一送進門口洞開的倉庫後，就暗渡陳倉地消失於私人手中」（一七三 171頁）。

在臺北，他目睹當時情形說：「出賣救濟品的生意是很好賺的，中國救總出售的工業用電，就淨賺百分之百的利益。我們應該記得，中國救總向聯合國報了 1億 9千萬美元的『行政費用』，這個數目，並不包括他們向人民賺取的『行政費用』。在臺北中國救總接到命令，先把 10％的救濟麵粉賣出去，但中國救總卻利用這個藉口，把 75％的麵粉全賣出去。」（一七三 176頁）。

他們對於美援外匯操控早有心得，31年（1942）通貨膨脹結果，在官方匯率 1美元兌換 20元，黑市卻可兌換 3,250元。 
 他們都是以官方匯率折算，中國官員再拿到黑市兌換攫取暴利（一三七 494頁）。 
 美國駐中國總司令魏德邁將軍，就曾批評蔣介石家族：「私人擁有的外幣匯兌資產，至少達 6億以上，總計約應有 15億美金，但他們不想利用這些資產來做任何的重新建設工作。」（一七三 336頁） 
 話雖如此，蔣介石 36年（1947）為解決經濟和內戰危機，宋美齡到美國請求 30億美元援助，為應急他仍將民間籌到的3億3仟4百多萬美元轉到孔宋家族的「福建開發公司」和「揚子開發公司」（二四三 318頁）。至於 30億美元援助，37年（1948） 4月，美國國會仍以微小差距通過 10億美元援助。

這些援助款項根據沃隆佐夫統計，從1938年到1940年，蘇聯提供的貸款總計4億5千萬美元的武器。而蘇聯援助，直到 30年（1941）共產黨的「新四軍」，被蔣介石聯合日本軍隊剿除才告終止（二四三 206頁）。而從歐美來的援助款，根據希拉弗（Sterling Seagrave）在《宋氏王朝》書中描述，二次大戰期間總計約 35億美元以上的租借物質，流經宋子文和宋子良之手。（一三七 524頁）抗戰勝利後沃隆佐夫更說：「自日本投降之日起， 28個月以來，中國從美國那裏得到了40億美元，這些錢全消耗在內戰。這些月份中，如果計算各種形式的援助，中國政府每月花掉近 2億美元」（二四三 311頁）。

對於蔣介石貪腐美國不會不知道，34年（1945）美國國務卿丁紐斯，曾向總統羅斯福總統報告中國國共局勢， 
 但聽後的羅斯福卻說：「儘管有許多問題，我們還是不得不依靠蔣。」（二四三 284頁） 
 38年（1949）銀行界對國會作證，孔宋家族在曼哈頓就有二十億美元。 
 當時杜魯門總統決心徹查（一三七 553頁），也因太過敏感最後不了了之，仍掩不住罵說： 
 「他們都是小偷，他媽的！他們之中每一個都是。」（二四二 715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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