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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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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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36年（1697）《諸羅縣志》曾記載最初設縣情形，說：「當設縣之始，縣治草萊，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（台南佳里），流移開墾之眾，極遠不過斗六門（斗六）。北路防汛（邊防），至半線牛罵（彰化）而止，皆在縣治 200里（約115公里）之內。」而郁永河在《裨海紀遊》描述：「佳里興以北，悉屬平埔番部落，幾無漢人足跡」。

但到康熙43年（1704）《諸羅縣志》卻又記載：「流移開墾之眾，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。」（二七四卷七總論）由於北上者多，造成許多治安問題，清廷責成臺灣兵備道王敏政，採取嚴格的「護番」措施，安撫北部番社，規定： 
 「凡通事、社棍有朘削者，嚴厲禁之；番車有濫派者重行懲罰。漢人與熟番任意契約，給出番埔番地，卻行開墾時，須先呈請官府，由官方調查現地漢番之利害是非，以定准否，其請得批准者，責令開墾人履行與番民契約條件，依法對官報課陞科，且嚴禁無賴奸宄混入。」（九十三121頁）

且為防止北部流民為亂，該年將諸羅、鳳山設縣以來，未落實的縣署予以落實。過去鳳山雖置縣，但因 
 「土地寥廣，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，至康熙43年，知縣始駐境。」 
 而諸羅亦復如此。 
 「置縣後，以民少番多，距郡遼遠，縣署北路參將營，皆在開化里佳里興，離縣治80里。」 
 這兩縣都是到康熙 43年（1704）才奉命，將文武官員全部移歸諸羅山，縣治始定（二七六卷二132頁）。

雖已落實縣治，仍擋不住向北開拓的移民潮。康熙 49年（1710）《諸羅縣志》又說： 
 「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，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！此後流移日多，乃至日南、後壠、竹塹（新竹）、南崁、所在而有。」（二七四卷七總論）

為了擋住這股潮流，有人主張開放彰化一帶墾地，但熟知康熙「以番制漢」台廈道陳璸卻對上述主張下達「永行禁止」令，他上書說：「內地人民輸課田地，皆得永為己業，而世守之。各番社自本朝開疆以來，每年既有餉額，則該社尺土皆屬番產，或藝雜籽，或資放牧，或留充鹿場，應任其自為管業。且各社毗連，各有界址，是番與番不容相越，豈容外來人民侵占。」

為了防止豪強混冒請墾、縣官朦朧給照，陳璸更提出： 
 「應將請墾番地，永行禁止。庶得番保有常業，而無失業之嘆。」 
 當時嚴格禁止流民私越大甲溪（一九一15頁）仍無效果。 
 康熙 56年（1717）出版之《諸羅縣志》又說： 
 「30年來，附縣開墾者眾，鹿場悉為田，斗六門以下，鹿獐鮮（少）矣！」對於彰化以北土地的開墾，文中也提出警告說：「今半線（彰化）以至淡水，水泉沃衍，諸港四達，猶玉之在璞也，舟楫來往，亦既知其為玉矣！而雞籠（基隆）為全台北門之鎖龥，淡水為雞籠以南之咽喉，大甲、後壠、竹塹水陸皆有險可據。」﹝二七四卷十二）

彰化地位重要，當時以港口為交通樞杻所在，都有被隨時開墾。 
 同時為防備潛伏，在臺灣淡水之中國海盜，康熙 49年（1710）終在淡水設分防千總，並增加大甲地區七塘的兵力。 
 但因流移開墾急遽增加，犯罪問題叢生，以致政令巡防不能與之配合，遂發生各種統治上的困難。《諸羅縣志》又說： 
 「以去縣日遠，聚眾行兇，拒捕奪犯，巧借名目以墾番地，廬番之居，妻番之婦，收番之子。番畏其眾，強為隱忍。相仇無已，勢必搆禍，而大甲以上官兵，初至不習水土；又地方遼闊，塘汛（邊防兵力）寡弱，無事空抱瘴癘之憂，有事莫濟緩急之用。」問題之多，不但難治，且飽受瘴癘之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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