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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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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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流民之多，到道光就位時已成臺灣動亂根源。雖說清朝對臺統治，不斷因流民偷墾而擴大，為治理這些地方，也幾次移遷縣治。嘉慶 14年（1809），為深入治理台北地區，將淡水廳的新庄縣丞，遷駐艋舺（萬華）改名艋舺縣丞。又將彰化縣鹿港巡檢，北移駐大甲，改屬淡水廳治理。嘉慶 15年（1810）越過三貂嶺，將噶瑪蘭納入版圖，使臺灣治理擴及至後山宜蘭一帶。嘉慶 17年（1812）設立噶瑪蘭通判，並在頭城及羅東兩地設立縣丞。道光 15年（1835）並改嘉義縣斗六門巡檢為縣丞。疆域的擴大，當然帶來人口增加。嘉慶 16年（1811）根據《重修一統志》，各廳縣保甲門牌統計共有「男婦大小共 1百 78萬 6833名，計 22萬4646戶」。（一八八19頁）這些人口到道光 9年（1828）就已再繁衍，如姚瑩著《東槎紀略》埔里社紀略云：「漢人蕃衍丁口已250餘萬，而生熟番不及1/20，匪為貧削實亦丁衰。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數焉。」（九三 163頁）

原來分佈各地的平埔族，因流民雜處甚至漢化僅賸不到 1/20，最後臺灣成為漢人的天下了。而臺灣的吏治，跟著嘉慶財務的惡化也隨之惡化。事實上，清朝治台本就不是以吏治為目標，康熙曾說：「臺灣屬海外地方，無甚關係；因從未嚮化，肆行騷擾，濱海居民迄無寧日，故興師進剿。即臺灣未順，亦不足為治道之缺。」

到了乾隆因征討回疆，以及寵臣和坤等弄權，國庫空虛。為籌經費，林爽文之亂，舉事者雖是小租戶，但卻沒收了番大租土地。嘉慶年間也修法，自編名目徵收餘租。這些事極易造成臺灣動亂，但因清初國力強盛，叛反者仍疑懼。但到道光年間國力漸疲，臺灣開始有了動亂契機。其中影響最大的，就是吏治的敗壞和生活的貧窮。

臺灣官吏腐敗，始自「三年官二年滿」。由於任期短，本就不能有所作為，故來臺目地，除少數外多為謀財，「有錢判生，無錢判死。」丁紹儀著《東瀛識略》，就批評這個制度說：「官不能有 3年淹（滿），事甫舉行代者已至；即著有成效，後人且不以為是，盡反前政者有之。且多事不如省事，與其役心疲神、徒勞無益，曷若（不如）循分供職差足（搓足）自娛。吁！此台之循吏所以不易為，而亦不易覯（見）歟？」（一四六 38頁）

所以如此，係清朝入關為策反反清思明人士重用讀書人，但並非尚節的讀書人，而是鼓勵叛節。 
 《清朝通史》作者蕭一山，以為清朝所以統治中國長治久安，就因網羅了讀書人。 
 他說：「清以邊夷人主中國，鑒於元朝賤儒蔑漢，暴力統治之失策，故不以旗兵為壓迫之工具，而以政治為籠絡之方法。 
 內閣六部，漢、滿大學士、尚書分庭抗禮，均為堂官。 
 各省督撫亦滿漢兼用，對於降將貳臣，受權胙土，示與若輩共有天下。 
 使漢人有聯合為治之想，無亡國受制之虞，此政策獲得最大之成功。 
 又針對華人之特性，把握社會之基層，一鬆一緊，時張時弛，寬嚴互濟，恩威兼施，深得兩重政策之運用。 
 士子入其彀中，黎民順其治理，是以剪明裔而殲義師者，皆降人也； 
 博功名而爭效命者，皆讀書人也。 
 士大夫為社會之領導階級，甘作鷹犬，供為驅策，八旗宗室可以垂拱而治矣」。 
 又說： 
 「清朝政治之成功，尚不僅對於一般人民心理感情之控制，尤其對於一般士大夫之牢籠與駕馭。因為中國社會組織之基層，乃讀書作官之士大夫，而非農工商賈之勞苦群眾也。清廷於此頗費經營，凡明朝官吏投降者各與升級，殉難者予謚立廟；建言罷諸臣，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，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，皆徵辟錄用，使不因國亡而失其職業，自可相安於無事。順治2年開科取士，一切依明制度，使一般讀書人有進身之階，即不患無用武之地矣。至少數特殊人物，非科舉所能誘惑，則詔舉博學鴻儒，選以特科，賜之出身。若其再有博學鴻儒，所不能網羅者，則宏開史館，設法延攬，使之纂修明史，以寄託其孤臣亡國之痛。」（六四 11頁）

清朝獎勵叛節使讀書人因此墮落，讀書僅為升官發財，因循苟且，使滿清的吏治到了清末尤其敗壞。梁啟超就曾嚴勵的批評當時讀書人，說：「吾國讀書界之現象，最奇者有二，一曰無所謂卒不卒業也。二曰藉令卒業，而不知所學作何用也？潦倒者，則八股八韻，風檐矮屋，磨至頭童齒豁之年。其騰達者，則誇耀妻妾，武斷鄉曲，以為維桑與梓之蠧。謂其導民以知識耶？吾見讀書多而國日愚。謂其海民以道德耶？吾見讀書多而俗日偷也。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，偷懦憚事，無廉恥而嗜飲食，讀書人實一種『寄生蟲』也。」（六四 14頁）

**臺灣吏治** 
 所以清末的吏治極為敗壞，其中又以臺灣為最。長期在台剿亂，道光 27年（1847）就任臺灣道的徐宗幹，就曾批評說： 
 「各省吏治之壞，至閩而極。閩中吏治之壞，至臺而極。 
 然猶是民也，猶是官也，豈其無可治之民，無可用之官，而卒至束手無策者。 
 一言以蔽之曰，窮而已矣。搶擄之罪生死未定，尚在後日。 
 號寒啼饑，目前別無恒產，流至海外，更無家可戀。 
 不能坐守餓斃，只可挺而走險。是民以窮而不能治。聽之愈頑，殺之愈悍。」

臺灣人在清治下本就貧窮。不僅臺灣人口密度高，又無水利。福康安來台平定林爽文就宣稱：臺灣的「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不啻數倍。」人口多土地又貧瘠，丁紹儀著《東瀛識略》也說： 
 「昔人所云：臺灣沙地遇雨沖瀉，熟田即變荒壤； 
 且依山臨海，風大則鹼水湧入，必待鹼味去盡，數年方復； 
 兼之土脈炎熱，不宜用肥，耕獲 2、3年必荒棄兩歲，相替轉換，方克有秋。」（一四六 18頁）

所以臺灣貧窮加上清初以「照舊」兩字，對臺灣人施行苛稅，更是雪上加霜，這是當時促成平埔族外出，成為流民原因。當時的貧窮，甚至臺灣始治時遺留的漢人，雖說賦稅較低，但生活困難也不例外。故康熙 46年（1707）大學士說：「內地人民在台者糧食缺少，既難以自存；卻歸故土又遠隔大洋，誠為可憫！」故有公務船要返航時，須協助載回的命令（一八四 153頁）。

到了乾隆，生活更是困難，不僅人口密度高，無水利，雨季洪水成災，旱季又無水可用。在可耕地有限下，不得不出亡越界偷墾，嘉慶年間並侵墾至噶瑪蘭平原。但這些後來被侵墾的番地，也從起初的富庶，不幾年間，因大量人口湧入，成為荒場。南部都已漢化，僅賸北部淡水一地。同治 10年（1871）陳培桂著《淡水廳志》風俗考云： 
 「風俗之移也，10年一小變，20年一大變。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。 
 ……今自大甲至雞籠，諸番生齒漸衰，村虛零落。 
 其居處、飲食、衣飾、婚嫁、喪葬、器用之類，半從漢俗，即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、三耳。 
 誘而馴之，罔不（無不）遵禮義之化也。」（九三 132頁）

臺灣貧窮加上吸食鴉片，鴉片傳入中國始自唐朝，初為治病並不為害。但明萬曆 16年（1588）英國海軍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，前進印度並與當地法國勢力抗衡。萬曆 28年（1600）擊敗法國取得印度，並成立了東印度公司，開始有計劃的種植鴉片銷售中國。而中國也深知鴉片為害，曾於雍正、乾隆和嘉慶時多次下令禁止，但效果不彰。像嘉慶 21年（1816）入口鴉片就有3210箱。而且逐年增加，到道光19年（1839）兩廣總督林則徐禁煙，中國發生鴉片戰爭時，輸入就已增至5萬箱了。

中國人吸食鴉片，臺灣當然也不例外，成為中國人甚至臺灣人，所以貧病的主要原因。 
 貧病加上陋習，使臺灣治理到清朝末期成為不易。道光末年來台的丁紹儀對當時臺灣惡習，有如下描述。 
 他說：「臺灣物阜民殷，人多尚義，俗宜醇；乃有相沿陋習，如輕生、好鬥、信鬼、嗜博，牢不可破，致富者因之而貧，貧者因之而不肖。顧可因而不易（顧其因已不易了），弗思所以轉移之哉？（更不用說想將之轉移） 
 ……然有未易言者（然而也有以為不容易者）。（像）設場誘賭，例禁綦嚴（極嚴）。 
 莠民甘冒不諱者，大抵無田可耕，無藝能操，而又不慣作苦，捨而他圖，計惟（只好）為竊為匪而已。 
 每有良（法）有司（關當局）禁毒愈力，盜風愈熾，正少一區處法（一劑處方）耳。 
 至神道設教，所以警懾兇頑，俾知戒懼，亦足輔聖教所不及。語以（卻反需勸之）宜敬宜遠，不宜篤信，雖士大夫猶將腹誹（以腹謗誹，未敢出言），況乎愚夫愚婦？勢必水旱疾疫，胥（廟棍）藉口於鬼神為厲。且禁絕其祈禳、崇奉、迎賽，彼風其間以謀食者不知凡幾，一旦失其故業，又將何以處之？其視性命如鴻毛輕者，往往無業棍徒一、二人倡之，眾即從而效之和之，遂致如水橫決，不復可制。」（一四六 37頁）

宗教本是勸人為善，使兇頑之徒知所警懾戒懼，不料在臺灣反成無業棍徒迷信詐財工具，這樣的禁絕都會引來叛反。  
 臺灣已是「 3年一小反， 5年一大反。」的社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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