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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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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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人的械鬥，不只「官逼民反」，因官吏貪腐激起民怨產生反抗。 
 近代學者研究，清代臺灣分類械鬥，大抵可分為五類，即島內因省籍不同械鬥，像泉、粵械鬥。 
 康熙 60年（1721）閩籍朱一貴叛反時，與下淡水（高屏溪）粵籍杜君英相約起事，但因攻入府城後，杜縱部下擄掠婦女，引起衝突反目成仇，就成為閩粵分類械鬥的開始。

所以，不只平常就互相挑釁攻擊，尤其每次對方叛反時，另一方則以「義民」名義攻擊對方，成為屠殺的藉口。像嘉慶 10年（1805）蔡牽、朱濆事件發生時，下淡水（高屏溪）六堆客莊即藉口義民，舉兵殘殺閩語莊田，燒毀殘殺 4、5百村莊。府城舉人潘振甲為諷刺當時情景，曾作詩說：「可憐南路竟如何，村落為墟四百多，閩豈盡賊粵豈義，傷心兔爰雉離羅」（二五八624頁）。

而張丙事件中故事重演，六堆客莊再藉口義民，擁炮殘殺閩語莊，因虐殺過重五百餘莊流離失所，萬餘難民擁入鳳山城，跪哭馬提督，客語義民因此被斬2百餘人。 
 咸豐 3年（1853）又發生鳳山縣民林恭不滿知縣貪污腐敗，起義殺知縣的「林恭事件」。後雖平息，但六堆客莊又舊事重演，擁炮伏殺閩語人，最後在清兵彈壓，諭令撤堆下才平息。同為平埔族血統所衍生的臺灣人，竟因言語不同，演變成族群仇視，所結怨隙比敵寇還深，「兄弟相殘」成為臺灣數百年來，雖有巨大人口比例，猶不能自主，仍須外人支配的命運。這種彼此反目相殺結果，直到臺灣割讓給日本方才止息。

對於閩粵械鬥，道光 12年（1832）孝廉陳友松（淑均）著《噶瑪蘭廳志》就有精闢的分析，他說： 
 「閩粵分類之因，起於匪人。其始小有不平，一閩人出，眾閩人從之；一粵人出，眾粵人和之；不過交界慮擄禁爭狠，而閩粵頭家，即通信於同鄉，備豫不虞（有備無患）。於是台南械鬥，傳聞淡北，遂有一日千里之勢。匪人乘此，播為風謠，鼓動全台，閩人曰：『粵人至矣』！粵人曰：『閩人至矣』！結黨成群，塞隘門，嚴竹圍，道路不通，紛紛搬遷。匪人即從此焚其廬舍，搶其家資；哭聲遍野，火光燭天；互相鬥殺，肝腦塗地。文武會營，調停兩面，猖獗愈滋。鳳山、淡南（指高屏溪以南）粵人眾，閩人寡；餘皆閩人眾，粵人寡。然則粵人受害乎？曰：『否』。粵人詭而和，沿山聚處，知其眾寡不敵，不分邪正，一氣聯絡。閩人蠢而戾，羅漢腳逞志生事，有家室者多觀望不前。 
 ……故閩粵分類，閩人往往大敗。且閩人習於蠻橫，動釀亂階。粵人明於利害，不拒捕，不戕官。閩人為叛民，粵人即出為義民，保護官長，衛守城池。匪人又乘此假公濟私，肆橫報復。遇閩人不問其從賊與否，殺其人、焚其室、劫其財，曰：『予殺反賊，不計其為閩人也』。臺灣滋事，有起於分類而變為叛逆者，有始於叛逆而變分類者。官畏其叛逆，謂因在官；民畏其分類，由因在民。百餘年來，官民之不安以此。是惟平日選有家產才幹聲望之總理，遇嫌隙出為處理。已訟則官為分斷平允。至分類小則會營嚴諭解散，大則禦之以兵，仍治總理以狥縱之罪。是亦遏流之一道也。」（二八一194頁）

其次為泉、漳械鬥，雖同語系，但不同出身也鬥。比較出名的為乾隆 47年（1782）彰化縣莿桐腳，漳州庄拜拜，漳泉人相約賭博，不料竟起衝突，漳人打死泉人，報官相驗，但官府並不嚴究兇手，造成泉人不滿，糾眾報復，造成泉助泉、漳助漳分類械鬥，規模之大，福建水師黃仕簡親自督軍來台，以聚眾為亂名，斬首 143人，並將首謀妻子兒女發配功臣為奴，財產沒收（六四26頁）。

而這個事件，後來也影響到林爽文叛反，因林爽文係漳民，泉人因此助清捕殺漳人以為義民。但到乾隆 60年（1795）「陳周全事件」時，叛反者多為泉人，故漳人林國泰不但助清收復彰化，且多方搜捕殘殺泉人 200多人。泉人義憤謀再鬥，後因官兵至方才揠戈息武。然為免干戈再起，當時臺灣道楊廷理，不得不駐兵千人於彰化（六四 91頁）。

然後是異姓相鬥，像同治元年（1862）西螺廖姓與李、鍾姓間械鬥，同治 4年（1865）羅東林、李姓械鬥。再其次是職業團體的械鬥，同治 5年（1866）因唱歌竟也可演變到「西皮」和「福祿」的歌迷互鬥。最後的分類械鬥，則是為商業利益而鬥。古時候的貿易，都是「以物易物」，並在郊外舉行，故取名為「郊」統稱貿易。 
 唐贊袞著《台陽見聞錄》說：「聚貨而分售各店，曰『郊』，郊者，言在郊野，兼取交往意。」（六四 34頁）

清朝佔領臺灣，就引進當時福建3大「郊」，即北郊、南郊和港郊。「北郊」以蘇萬利為首，意指貿易對象為福建以北各省份。「南郊」以金永順為主，指福建以南各省份的貿易。至於「港郊」則以李勝興為主，指當時臺灣沿海各港及各地區的貿易。港郊先購買臺灣各地貨物，運往港口售予南、北郊，再通過其手，將貨轉賣至中國福建南、北沿海各省。而臺灣各地要買的貨，也是如此，井然有序的通過「郊商」，由南、北郊運來貨物售予港郊，再轉賣至臺灣各地。本來很有秩序，但到乾隆後期，貿易逐漸北移，鹿港和艋舺的郊商掘起，開始搶奪市場，競爭激烈。

咸豐 3年（1853）台北艋舺「頂下郊」，甚至發生泉人彼此為爭地盤的械鬥。這種械鬥，甚至到了咸豐 10年（1860）清朝簽訂天津條約，開放了雞籠（基隆）、滬尾（淡水）、安平（台南）以及打狗（高雄）等港，使得郊商競爭更是激烈。為了利益而械鬥，其形式不一而足，這些械鬥都顯示出臺灣人，來自平埔族好鬥的本性。這種新團體屬性的認同，雖說可加速原有平埔族部落的解體，但平埔族數千年來好鬥本性，卻也在這些團體中重新找到新的出路。

而臺灣的械鬥，根據近代學者陳亦榮統計，其中尤以閩、粵，和漳、泉兩類的械鬥影響最深，次數最多，受害地區也最大。清朝治台期間，大抵閩粵間，大型的械鬥共有9次，漳泉間竟有21次。而其他3類的械鬥，則大致發生在道光晚年以後，也有8次之多（一八八 111頁）。 
 臺灣械鬥風氣之盛，治安之敗壞，不只械鬥，中國罪犯偷渡逃難，加上駐台官兵不肖欺壓善會，為虎作倀，使得臺灣治安更是敗壞，這個現象可以用道光 13年（1833）閩逝總督程祖洛的奏摺，做個註腳說明。

他說： 
 「臺灣合漳、泉、潮、粵之民而聚處，尋釁逞忿，勢所不免。其俗剽悍，浮動好事，當無事時，有人立市一呼，今日搶某處某家，煩刻之間，從者數百，絕不為怪，此風斷不可長。南路有鹿耳門，北路有鹿港、有八里坌，無票之人概不准渡。弁兵不免賣放之弊，一船恆數百人，其沿海僻靜處所，在在可以偷渡。內地游手無賴及重罪逋逃之犯溷跡其間，台民利其傭不取值（無薪幫傭）多樂容之，及不足相養乃群起而為盜。是臺灣盜賊之多實由於此，地方大吏必須嚴密稽查以杜其源」。 
 又說： 
 「所奏臺灣一鎮，設班兵1萬4600有奇，到台即住宿倡（娼）家，日以聚賭為事，攬載違禁貨物，欺虐平民。官若查拿輒鼓噪欲變，甚至械鬥殺人不服地方官申理，不聽本管官鈐束，違禁犯法，無所不為，而水師、金門二標為尤甚。又有身列行伍，不事訓練，每操演時，本地別有武匪徒，專為受僱替代。設有奸究滋事，即依附為其兇黨，種種積弊，尤為可惡。」（二八四296頁） 
 就是記載當時臺灣械鬥與治安敗壞的始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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