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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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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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光年間認為平埔族都已漢化，不須再有社學，多令族人就近改入義學或私墊就學。而社學廢，義學興，便成為道光以後臺灣教育特色，不只南部幾為義學，就連較晚歸入版圖的台中、苖栗和新竹地區也紛開義學。其中以岸裏社（台中神岡）最有名，他們不僅康熙56年（1717）在土官阿莫領導下，知道透過官方途徑，向當時諸羅知縣周鍾瑄申請開墾台中地區，且非常認真辦理義學。咸豐年間，更禮聘寓居岸里社，廣東嘉應州人吳子光協辦「文英書院」，使岸裏社的義學冠絕全台，遠近馳名（二六六137頁）。

至於中部其他番社對義學教育，也非常重視，像道光元年（1821）後壠五社，其中四社，像中港（新竹竹南）、後壠、新埔（新竹新埔）、貓裏（苖栗）也都自請設立義學，至於費用，則由四社公租中撥付。《淡水廳誌》記載：「4社公租口糧穀900石，內抽出80石永為育才學租，教訓番童鼓舞後學。」（二八二第二冊306頁）當時中部義學興起，可以看出其漢化程度之深刻。

咸豐年間董正富任噶瑪蘭通判期間，允許噶瑪蘭人與漢人共學，造就了噶瑪蘭後來有加禮遠社人（宜蘭五結）陳照仁、林國珍，抵美抵社人（宜蘭壯圍）振金聲，武暖社人潘種夏，以及同治6年（1867）哆囉美遠社人（宜蘭新社）林國珍等人成為生員的主因，可見噶瑪蘭當時的漢化情景。有趣的是，同治年間已因平埔族多已漢化，義學開始沒落。可是在較晚歸化的地區卻是流行。光緒元年（1875）甚至埔里社設立的義學，就有26所（二六六136頁）。這些義學教導的內容都與漢人無異，原因是當時的埔里社人都熟諳漢語了（二六六137頁）。可惜這些義學，後來都因臺灣人對教育「有頭無尾」，最後成為僅賸五所的局面收場。

事實上，臺灣需要教育，道光27年（1847）來台的丁紹儀，同治11年（1872）完成《東瀛識略》，他對臺灣許多陋習深惡痛絕，故寄望於教育改革。可惜教育機會稀少。當時的教育，除府縣學、書院、義學以及社學外，其他則靠聽任各莊堡自行為之的「私塾」，但也因經費不足搖搖欲墜，因此建議臺灣各莊堡的頭人應設法教育。他說：「各莊堡均有頭人、鄉長，堪責以董率教導。更擇曉事而有口才者，月給廩餼，於寬廣寺宇、義社學之無虞（慮）風日處（風雨日晒處），一月數次，敬將聖諭廣訓及勸善各書廣譬曲證，詳為解說；或叶以五、七言韻句，教以謳誦，以動其好善惡惡、樂生惡死之秉彝，俾曉然於遵親之義，忠恕之道、邪不勝正之理，毋得就文敷衍，虛應故事。所需經費，或鳩之紳富、或取之罰贖，置產生息，以圖久經。或以聽訟時先詰以曾聽講書，能述大意否，而後理其曲直；有茫然不知者，酌令出錢數千文，散給聽信之眾，以示懲勸。此即鹿洲太守論治台事宜，罰種城竹之法，稍變通之，似於政體無傷。」（一四六37頁）

上面建言，可知當時清朝教育的不足。所需經費，不僅要從訴訟費扣除，且以罰金為之。可見清朝在臺設學，與明鄭一樣，只重視儒教表面，只知對「全臺首學」的孔廟維護，數算由朝廷操控的舉人和進士人數。但對實質教學有效的各地社學及義學，就非常不足，不只教學場所，無法與全臺人口數目相比。統計到光緒19年（1893）全臺人口，超過255萬人。且在教育可有可無下，各地教學設備非常簡陋。可以說，臺灣在清朝粗糙的統治下，不僅有99％的的人口為文盲，整個臺灣若非因割臺而終止，都是在愚民統治下過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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