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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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荷、西統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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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蘭人治臺，採取對原住民懷柔，以及對移民招墾二方式並行政策。在懷柔政策上也以尊重原住民做法，譬如說在教化內容上，也多以原住民語言為主。對於徵用原住民土地，像建大員的土地，也能以康甘布15匹向新港社換取。基本上，荷蘭在統治初期，尚知其為外來者，在尊重原住民原則下免其稅賦。直到1644年3月，召集南、北和東部會議，為扶助各地教育，令其繳納教育每年所需米糧，各部落皆喜從命，又要求各社給移民耕作的農地，每甲繳納2勒阿爾（約16錢），統計到1644年底，可收入700勒阿爾。

1624年荷蘭人初抵臺灣，就發現臺灣出產好米，而平埔族當時的風俗，是由平埔族妻子從事耕耘，而丈夫從事打獵、戰鬥的工作。而且臺灣鹿皮很多，每年可得20萬張。臺灣魚獲量又豐富，許多中國漁民因此會搭舢板船，來臺灣沿岸捕魚，尤其是烏魚。此外，在臺窩灣每年有百艘中國戎克船來此，與平埔族互市，買賣鹿皮和鹿肉。

針對這些情報，於是開始規劃臺灣，祈使能先從荷蘭屬地，招募華人帶頭來臺開墾耕地。移民初期免稅，但到1640年時9月起則開始徵收丁口稅，每人繳交1/4勒阿爾（約2錢）。同時因應臺灣教化發展所需，開始對「短期」來台人士徵收人頭關稅，每人1勒阿爾（約8錢），並開始徵收進出口稅一成。這些收入總計到1641年底，預估可收1萬2千勒阿爾。這些人頭稅後來仍有更動，像1641年底，為改善人頭稅及關稅開始以「鍋」計口，加徵2士德回耳（約0.3錢）。1645年為建設大員至安平道路，對中國人除徴人頭稅外，又加徵工程稅每月2士德回耳，直到工程成本收回。而中國人為逃稅，於是利用「水上執照」全部居住在帆船上不必下水繳稅，因極危險且漏稅者多。於是荷蘭人又規定，帆船應按其大小，載貨1萬斤以4人為限之比例，發給水上執照，其餘多出人口每月仍應繳納人頭稅（十一449頁）。同時對於來臺貿易所有船隻，開始徵收什一出口稅。

這個稅收即使日本人也不例外，造成日本人反抗，是後來釀成「濱田彌兵衛事件」的主因。而對一些來臺捕漁的漁船也是按例抽取什一稅金。但實施不久，由於中國舢板船經常逃稅，且船家對每次出海就須繳稅甚覺不便，1630年於是應船家要求，每月換發1張執照，繳稅1勒阿爾（約8錢）。此外對包括狩獵、製酒在內各樣事業，荷蘭人也都照樣收取什一稅賦。荷蘭人對於收取各樣稅金，通常尚能負起保護責任。荷蘭人嚴格禁止沒有繳稅船隻在臺捕漁，但對繳稅船隻遇難則會出兵討伐，這也是荷蘭人南北征討，降服各社平埔族的原因之一，約束平埔族人為害這些繳稅的移民。

但到1645年荷蘭人即改變這個政策。因移民所到之處，開始煽動各社叛反，且有不肖商人假借荷蘭人名義向其歛徵，於是接受范布連牧師（Rev. Van Breen）建議：  
 「對今後居住北方的中國人，不再發給『通行證』及『漁業許可證』。」  
 同時要求從各部落趕出中國人。這些中國人人數雖極少，但卻是提供他們民生必需品的來源。《巴達維亞日記》記載：「彼等甚怕中國人，非用其手勞力工作則不得食物，中國人又以斷其食鹽相威脅。」

為鼓勵各社驅逐中國人，因此應各社要求，開始設有「贌社」，以供應日常生活用品買賣。康熙36年（1697）來臺採礦商郁永河著《裨海紀遊》說：  
 「贌社始自荷蘭，就官承餉曰社商，亦曰『頭家』。8、9月起，集夥督（督促）番捕鹿，曰『出草』。計腿易之以布，前後（腿）尺數有差（別）。劈為脯筋，皮統歸焉。惟頭及血臟歸之捕者，至來年4月盡而止，俾鹿得孳息，曰『散社』。」  
 這在荷蘭人統治下本為良好的制度，可避免各社原住民被剝削，讓鹿有隙繁殖生產，也成為各社主要賦稅來源。可惜發展到明鄭以後卻成為官商勾結，不少平埔族被重重剝削的惡法。

<span style="font-size:18px;"><span style="color: rgb(0, 0, 128);">**中國移民來台**</span></span>  
 對於獎勵移民耕作，荷蘭採取比較主動做法，除號召海外屬地華人，帶頭開墾外，治臺初期也曾唆使中國移民來臺，主動派船接駁，1631年4月3日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記載如下：「公司以船載運中國人170人，及葡萄牙俘虜15人前來，艙位如有餘位，則中國人當更加多，長官之意見，如認為使用中國人有利，則為此輸送，需要派大士希布船1、2艘。故雖請求許可千人，因無餘地，故無法予以輸送。」（十一 69頁）

事實上，荷蘭統治時移民多屬短暫來臺，居住者很少。  
 1626年西班牙為探荷人敵情，派人繪製大員（安平）附近地圖，該地圖寫有中國人五千，日人一百六十之附註。  
 這是荷蘭人剛建市時，臨時招募來的人口，卻因當年底發生瘟疫，死亡慘重，故多佚散回國，故為開墾需再從中國運人來臺。這些來臺開墾移民，1640年根據「人頭稅」計算，總計有3560人。為求有效開墾，荷蘭採用團體的力量共同開墾。道光9年（1828）姚瑩東著《埔里社紀略》說：  
 「昔蘭人之法，合數十佃為一結，通力合作；以曉事而貲（財）多者為之首，名曰小結首。合數十小結中舉一富強有力，公正服眾者為之首，名為大結首。有事，官以問之大結首，大結首以問之小結首；然後有條不紊，視其人多寡授之以地，墾成眾佃公分，人得地若干甲；而結首倍之，或數倍之，視其資力。」（二五九506頁）

而開墾的土地則擇各社區域以外之地耕種，為獎勵開墾最初僅徵稅1/20，1645年後增為1/10（十一431頁）。為使開墾增加，據稱荷蘭時期，設有牛頭司。雍正2年（1722）周鍾瑄著《諸羅縣志》：「陳小崖外記云：『荷蘭時，南北設二路牛頭司，牧野生息，千百成群。犢大，設欄擒摯之。牡則俟其餒，乃漸飼以水草；稍馴狎，閹其外腎令壯，以耕以輓，綍者縱之生。』」

1648年赤崁4社稻作收成良好，每戶可收精製稻米800多斤。1649年荷蘭通過會議，買牛121頭轉售給已熟習犁田和牛車的赤崁等社（二五九426頁）。對於稻作稅金收取方法，與打獵的鹿稅一樣，皆為什一稅。為鼓勵生產，荷蘭並設有「貸款」制度，全由「牧師」代理。本來來臺開墾移民多屬赤貧，因此多需貸款，由於開墾後收成的蔗糖、稻穀或鹿皮，多由公司收購，因此收購價便成為能否鸁餘的關鍵。尤其是獵鹿，1645年以後，因年年捕捉鹿量大減，故有移民在貸款之初，就向牧師請求，能否以鹿皮百張10里爾（約80錢）向其收購，如不被接受，到時還款，就須向其他移民借貸，每月利息高達4.5％（二五九430頁）。故為爭取移民權益，也是造成教會與行政部門衝突的原因。

事實上，荷蘭統治時期移民數目不多，所開墾田地有限，統計1645年為3千甲，1656年則為8千4百餘甲，到1659年則增加到1萬1千甲左右，這就是後來所謂的「王田」，荷蘭人皆刻以什一稅和產物收購權。至於後來學者像《諸羅雜識》記載：「蓋自紅夷至臺，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稅，以播種十畝之地名曰一甲，分為上、中、下則徵粟。其陂塘堤圳修築之費，耕牛、農具、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。」（二六○上164頁）

至於荷蘭人從每甲田地徵收的賦款「上則田18石，中則田15石6斗，下則田10石3斗。上則園10石3斗，中則園8石1斗，下則園5石4斗。」稅賦達30％幾，遍查當時荷蘭資料則無此說，應為明鄭時代的植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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