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-3 臺灣新文學

臺灣在日治時期，最為人樂道的則是「臺灣新文學」。臺灣原有文學，都是源自清末官紳享有的文學。這些源自中國的舊文學，等到對臺灣人民負有改造教育責任的臺灣文化協會成立，就需要改正使用全民皆懂的文學。於是配合東京發行的〈臺灣民報〉，不僅鼓勵「臺灣文學」應以白話文創作，同時為響應大正 8年（1919）在中國發起的「五四運動」所主張的白話文創作，於是發起「臺灣新文學運動」。大正 13年（1924）留學北京，板橋人張清榮，以筆名張我軍在臺灣民報，出版了臺灣第1本白話詩集《亂都之戀》，並在臺灣民報上發表了一篇〈致臺灣青年1封信〉，大膽評擊臺灣舊文學。終於引爆長達2年的新舊文學論戰。由於新文學在中國有五四運動成功案例，終使以中國文學馬首是瞻的舊文學，不得不閉口。昭和 2年（1927）臺灣民報由東京遷回臺灣，更是促使臺灣新文學蓬勃發展。

許多報紙像昭和 5年（1930）發行的伍人報、臺灣戰線、洪水報、明日雜誌，以及後來發行的南音、福爾摩沙、臺灣文藝、臺灣新文學、臺灣文學等雜誌，都成為當時臺灣新文學對外發表的園地。而其中較有名的，即是昭和 6年（1931）台北新莊人，曾任台北市江山樓的經理郭秋生，在台北大稻埕成立「南音社」，翌年並出版「南音」雜誌。由於當時臺灣報紙和雜誌，都以報導社會運動，像報導無政府主義、社會主義，或者宣傳共產主義等普羅文學極易被禁，且易造成一般大眾對臺灣新文學的懷疑。「南音社」便在此環境下，成為臺灣人單純以文藝需求成立的社團。《南音》雜誌雖只發行 12期，後因金融風暴而結束。但其白話文學主張，對後來臺灣文學影響卻極深遠。其社員包括賴和、葉榮鐘、黃純青、許文達、張聘三、張煥珪、莊垂勝、陳逢源、洪炎秋、周定三、吳春霖等人（二九○ 29頁）。

《南音》雜誌一停刊，臺灣人認為在經濟困難中，臺灣文學有團結需要。昭和 8年（1933）7月，繼東京成立「臺灣藝術研究會」之後，臺灣則在 10月，首先由台北文學界郭秋生、黃得時、朱點人、林克夫、廖毓文、王詩琅、陳君玉、李獻章等人聯合發起「臺灣文藝協會」，並發行中日文的《先發部隊》雜誌，第2期起改名為《第一線》，重新燃起臺灣新文學風潮。次年5月，有感臺灣文藝團體日漸增多彼此缺乏連繫，有必要成立一全島性的文藝團體。雖在日警監視下，南投草屯人，曾被指控煽動台中一中學生罷課被捕，出獄後在昭和 5年（1930）發起《臺灣演藝研究會》，極力推廣臺灣新劇運動的張深切，出面聯合中部作家賴明弘、賴和、賴慶等人，在台中小西湖酒家，結合北部作家黃純青父子、黃得時、廖漢臣、吳希聖以及南部作家楊逵、楊守愚、郭水潭、吳新榮、蔡秋桐等總計 82人，發起串聯全台作家的「臺灣文藝聯盟」，以「擁護言論自由、推翻腐敗文學、實現文藝大眾化」等口號，發行中日文版的《臺灣文藝》（二九二  76頁）。

臺灣文藝發展盛況空前，期待臺灣新文學也能獨立發展，昭和 9年（1934）以《送報伕》短編小說，在首獎從缺下，榮獲日本東京《文學評論》第 2獎，隔年在賴和推薦下擔任《臺灣文藝》日文版編輯的楊逵，12月因此離開《臺灣文藝》。結合因新榮、王詩琅、葉陶夫婦等，另行出版《臺灣新文學》雜誌。可惜就在臺灣新文學運動展開之際，不料，卻因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，在皇民化政策下全面被禁。臺灣文藝也在昭和 11年（1936）8月停刊，總共發行 15期。而臺灣文學到最後，只能仰仗在台日人。曾獲日本新文藝一等獎的西川滿聯合濱田隼雄，楊雲萍、張文環、以及曾以〈父親的顏面〉小說，贏得日本《中央公論》第 4獎，新竹北埔人，本名劉榮宗的龍瑛宗等人，在昭和 14年（1939）成立「臺灣文藝家協會」，並在次年出版《文藝臺灣》。

由於西川滿在台日人作風，《文藝臺灣》充滿日人統治意識，且為迎合皇民化運動，未能關心處在戰爭中臺灣人民現實生活感受，引起臺灣作家不滿，昭和 16年（1941）嘉義梅山人，以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榮獲日本《改造雜誌》小說佳作獎的張文環，結合黃得時、陳逸松等人成立「啟文社」，專門出版日文版《臺灣文學》。可惜，最後這兩個雜誌，都在昭和 19年（1944），分別被「臺灣文學奉公會」併入《臺灣文藝》的機關雜誌，結束日據後期的臺灣文學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