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二二八事件」影響,使臺灣人從回歸祖國的懷抱覺醒,他們開始注意與中國的不同。
發現不管文化、思想和做法都存在很大差異。事實上,從平埔族人蛻變的臺灣人,只熱衷民主政治,並不熱衷民主本質的改善。
可從後來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時民主表現看出,其要求的政治說穿了只想回復 400多年前,以角頭為主多種族群並存的地方勢力。
這種遺傳自平埔族,臺灣內部分裂族群的原始個性,是可以透過教育文化修正,卻無法經由只承認中國文化的教育內容來完成。
不管如何,屬於臺灣民主政治要求,已被獨裁者蔣介石扼殺,「二二八」事件,讓更多的人必須重新思考臺灣出路。
雖說 32年(1943)年 11月,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「開羅宣言」,指出:
「三國之宗旨,在剝奪日本自 1914年第 1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,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;
在使日本所竊取自中國之領土,例如滿洲、臺灣、澎湖列島等,歸還中國。」
34年(1945)中美英三國繼又發表「波茨坦宣言」,重申「開羅宣言」內容,但宣言並非條約。
而中國與日本在 34年(1945)簽有「中日和約」,這種私下合約仍難為國際承認,究竟戰勝國非僅中國而已。何況真正簽約的 40年(1951)包括戰敗國日本在內,由數十個國家在美國舊金山簽署「舊金山和約」,根據該和約,日本必須放棄對臺灣、澎湖及其他殖民地主權。從該條約很清楚看到臺灣不再是日本領土,但和約中並無註明臺灣該交給誰。通常遇到這種情況,依照聯合國住民自決精神,臺灣主權歸屬,應該交給臺灣所有住民自行決定。
根據舊金山和約精神,聯軍決定日本在臺灣的受降交由代表中國陣線的總司令蔣介石處理,處理的內容只是日本的受降而非主權接收。38年(1949) 1月 19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甚至發表:「臺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的領土,因此南京垮臺後,中共不能進入臺灣,美國將協助臺灣獨立並將提交聯合國決定。」(二九八)。
同時,盟軍也警告國民黨,盟軍總部對臺灣仍有任務,故南京可遷都廣州,不能遷往臺灣(二九八)。
36年(1947)對蔣介石言是得意一年, 3月胡宗南部隊因中共故意撤軍,引軍入甕得以攻入延安。不知中共誘敵的他向美國大使誇口,8月或9月底就可消滅共產黨,甚或趕至偏僻地區。事實上,他的腐敗政府早在各地蔓延,不只臺灣受害,全中國皆受害。當時整個中國的農村生產尚不及戰前的 60%,百姓流離失所,淒慘異常。
5月就在北京學生拿著「天在哭泣,地在悲傷,官吏發財,人民遭殃。」的標語示威遊行時(二四二 318頁),魏道明來臺履任省主席,為宣示對臺灣的重視, 5月 15日他宣佈解除戒嚴,聘請臺灣士紳林獻堂、杜聰明、陳啟清、南志信等為省府委員,也安排丘念台、謝東閔等七名臺灣人為正副廳長。但表面掛名是一回事,實際又是另一回事,魏道明對臺灣人的搜捕和殺害並不因此終止。
經過殘酷「二二八事件」,臺灣人在鐵蹄下已噤若寒蟬,現在要消滅的是「二二八」所延伸的臺灣主權爭論。
臺灣人發現根據國際公約,臺灣人可以請求聯合國託管和自決。為消滅此思想, 37年(1948)孫科訪臺後,國民黨竟達成對共產黨的廣義解釋,即──
「任何批評蔣介石及其軍隊、國民黨、政府的人,事實上就是共產黨員、共產黨同路的人、或是受共產黨欺騙的人。
任何建議讓外力來干涉臺灣的人,都要受到嚴重的懷疑。」(一七三 343頁)
所謂懷疑就是指共產黨。為防止臺灣延生的分離勢力,魏道明竟也開始箝制外國人來臺。他就任省主席當天透過報紙說,外國人是不受歡迎的:「因此,我們將加強護照查證及外國人出境管理,並在臺逗留期間好好的控制他們。」(一七三 333頁)
僅知逢迎的魏道明,治理臺灣經濟可謂一敗塗地。不只原料缺乏,日本技術人員更經歷「二二八事件」陸續離境,且臺灣人對政府失去信心,失業嚴重,工業生產下降。
何況臺灣經濟還有與中國割捨不掉的腐敗關係。
36年(1947)終發現臺灣經濟,已從戰前每年對外輸出食品和輕工業五千萬美元(當時工資每月約 3美元),到 37年(1948)12月只賸不到一百萬美元,這個數目恰是光緒 21年(1895)滿清統治時金額,說明臺灣人口雖大增,生活仍回到日治前的低點(一七三 331頁)。
在這個低點基礎,台灣政府可在教育普及事實下,輕易表現改善德政。
這種德政直到目前,凡被日本統治過的臺灣人都會嗤之以鼻,但卻成為戰後出生的臺灣人肯定的事,因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