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-1 外來的中華文化

緊跟著「二二八」，國民黨開始藉機在臺灣施行一連串整肅異己行動，何況 36年（1947） 5月 10日臺灣成立警備總司令部，惡名昭彰「高雄屠夫」彭孟緝擔任司令，臺灣作家動輒被捉，早已處在鶴立風聲中不敢有所作為。原本就非常有利國民黨大量引入中華文化，培養以中國人為主幹的臺灣作家。該年 8月 1日被視為臺灣作家最大發表園地的新生報，創刊《橋》副刊，本名為史習枚的歌雷擔任主編，雖然他在創刊序言，發表文章說：「橋象徵新舊交替，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，橋象徵一個新天地，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。」（三一三19頁）

當時副刊的確刊登許多臺灣作家作品，像黃昆彬的「美子與豬」、邱媽寅的「叛徒」、葉瑞榕的「高銘戟」、謝哲智的「拾煤屑的小孩」、楊逵的「萌芽」、葉石濤「 3月的媽祖」等小說，以及王玉井、林曙光、楊風、駱駝英等人的評論，但都屬短暫性的，臺灣文學早從歌雷文章嗅出濃濃的臺灣文化將要面對的變革。

就在歌雷發表序言不久， 9月臺灣作家王玉井首先在「橋」副刊發表「我的感想」，以臺灣話劇史為軸，吐露了臺灣人被壓迫的沉默鬱悶心聲，從而興起新一波「臺灣新文學」論戰。這個論戰持續1年多，其中對「臺灣新文學」方向爭執很多。
論戰中雖發生 37年（1948） 4月楊逵被補等白色事件，楊逵在白崇禧的保證下雖被釋放，該年 8月在張歐坤贊助下成立《臺灣文學》雜誌，這本出版3集就停刊的雜誌，在當時不僅難能可貴，也看出臺灣作家的勇敢。

臺灣文化來到 37年（1948）早已反抗無力，許多日治培養的臺灣精英早在「二二八」中，死的死，躲的躲，留下來的也都嚇破膽不敢發聲，其中能像楊逵般發言的無幾。這種環境非常有利國民黨植入中華文化，所以 36年（1947）12月25日國民黨全面禁絕日語，更以臺灣人要講「國語」為由，創刊了加註注音符號的《國語日報》。

37年（1948）3月無預警停刊新生報《橋》副刊，切斷了臺灣作家發表園地。同時在該月發行原在中國出刊的《中央日報》臺灣版，以耿修業為副刊主編並聘武月卿主編《婦女與家庭》版，這份報紙提供的投稿對象幾乎是中國作家，其中有謝冰瑩、徐鍾珮和長期居住中國而畢業自成舍我創辦的北平新聞專科學校，後來嫁給同是《世界日報》編輯夏承楹（何凡）的苗栗人林海音。

既已斬斷聯結臺灣文化的刊物，加上許多臺灣作家不是關的關，捉的捉，也因語言的隔閡失去舞台。
國民黨於是利用機會開始從小孩到大人一系列的洗腦，貫輸以中華文化為主、為大的教育。
38年（1949）3月《中央日報》創刊《兒童周刊》，筆名金馬的楊喚經常在此發表兒童詩，這位英年早逝只活 25歲文筆平常的作家，在中華文化政策下被捧成臺灣至今絕無僅有的兒童作家就是一例。
5月 4日被視為忠黨愛國的《民族報》社長王永濤創刊，撰寫〈保衛大臺灣歌〉聞名全台的孫凌成為副刊主編，這個集中國作家包括于還素、劉心皇、葛賢寧、陳紀瀅、符節台等人，當然成為國民黨執政的重要工具。
這個報紙直到 39年（1950）由王惕吾接任，這是《聯合報》前身。原本臺灣作家發表園地的《新生報》副刊，改由中國作家彭歌（姚朋）擔任主編。

真正徹底改變臺灣文化，則是 39年（1950） 3月成立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」，由張道藩、程天放、陳雪屏、狄膺、羅家倫、張其昀、胡建中、陳紀瀅、李曼瑰等九位中國委員組成的委員會，利用政府舉才核審、獎賞、以及媒體報導，開始舉用大量的中國作家，像舉辦紀念「五四」運動的第1屆文藝獎，獲得首獎的為〈反共進行曲〉的趙友培、 2獎為〈反共抗俄歌〉的章甘霖、三獎為〈保衛我臺灣〉的孫凌。另外，像紀弦的〈怒吼吧臺灣〉、纅牧的〈懷大陸〉、毛燮文的〈我不再流浪〉、白景山的〈要我長大〉、李中和的〈打回大陸歌〉、丁重光的〈走上前線〉、方連生的〈反義勇進行曲〉、張哲夫的〈抗俄進行曲〉等數 10位中國作家也都得到佳作。這些國共內戰的反共作品，尤其是 54年（1965）成立的「國軍新文藝金像獎」，使得朱西寧、司馬中原、段彩華、姜貴、辛鬱、張放等人，環繞「消滅共匪，反攻大陸，殺朱拔毛。」為主題，都能在政治操弄下，成為代表臺灣文壇佼佼者（二九二  158頁）。這是臺灣人歷經「二二八」，一輩子無法感受和寫出的作品，這些人後來都在國民黨規劃下，成為臺灣近代文學主流。

不只如此，國民黨為了全面以中華文化取代日治時期形成的臺灣文化，該年五月成立「中國文藝協會」以及吸引年青人投稿的「自由青年」。「中國文藝協會」為培養未來可為國民黨使用的臺灣作家，到臺灣各地舉辦諸如「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」。
39年（1950）8月舉辦第1屆的「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」，假台北市北一女舉行，分成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戲劇等四組，這為期 2周的訓練，後來成為臺灣年青人愛好文藝者的響往，也成為臺灣各地模擬舉辦的重要青年活動。

臺灣文化被中國化的悽慘情景，影響後來臺灣文化走向。
「二二八」當年出生的詩人李敏勇，77年（1988）政治解嚴後發表文章，批評當時的時政實為扼殺本土作家創作主因。他說：
「戰後，國府領據臺灣初期，尚能兼容以日文寫作有成的臺灣人作家活動，許多中國新文學作家，也能以文學熱誠相待臺灣人作家。但到 1949年，國府從中國撤退於臺灣，有成的臺灣人作家，就被阻塞了語言的出口，而在創作道路上，只能沉默、落魄、潦倒。……繼之，獨尊『中文』國語文學的政治立場，全面封鎖並壓抑了臺灣在日據時期已形成的新文學傳統，以利其相應統治權的文化正統。但是，未曾真正紮根於中國新文學傳統，而在臺灣冒進的許多官系作家，只懸掛在中國文學空蕩名堂裏，未能落實島嶼土地，呼吸時代的脈動。」對於這種現象，最後他結論說：「在這種背景下，戰後世代作家常成為蜉游群落，徬徨在政治和商業的雙重架構裏。」（三一四 40頁）

他在《臺灣時報》副刊上也發表1篇「從被收押的筆和禁制的歌唱掙放」文章，強烈的批評這種沒有精神史的國度裏，文學和藝術是無法建構出教養和教育的精粹力量。這種環境孕育的作家，很容易淪為玩弄修辭，或附庸於權勢的工具而不自知。他說：
「以臺灣為例，政治權力壟斷著教育和大眾傳播的長久局面下，把文學當作志業的作家，成為稀有的少數；
公理和正義在作家的實踐中，成為稀有的聲音。
影響所及，不但精神史的建立成為奢望，作家藉著文學的名義，呈現的世界，並不具有成為人文教養和教育力量的憑藉，
有些反而成為精神污染源的一部份。」
（三一四  48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