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治臺始末

康熙22年（1683）明鄭降清至清光緒22年（1895），中日甲午戰爭割讓臺灣給日本為止，清朝統治臺灣總計212年。歷經了康熙至光緒等8位皇帝，72位閩浙總督或福建總督，以及總督轄下83位福建巡撫的治理。光緒13年（1887）臺灣建省，建省後又歴經劉銘傳、邵友濂、唐景崧等3位臺灣巡撫的管轄。事實上，滿州人自入關取得中國領土，實出乎意料。因此對於中國以外的土地取得興趣盎然。故在康熙3年（1664），攻下中國最後一塊土地金、廈時，認為已完全取得中國。
至於海外臺灣，則認為沒有攻打必要，故在康熙6年（1667），施琅出兵攻臺，在澎湖遇颱失敗後，就召回施琅，授以內大臣一職，準備予以閒置。並取消沿海禁界命令，令民展界返岸復業。後因三藩之亂，鄭經也加入反清行列，故於康熙17年（1678）重頒禁界命令，加上10幾次招撫都未能成功。使清朝覺悟必要對臺出兵剿除，才能確保國土安全。故利用鄭經死後內部不隱，於康熙22年（1683）派遣靖海侯施琅帶兵攻臺，果然奏效。澎湖一役殲滅明鄭近2萬人，種下明鄭不得不降的主因。

然而，對於是否要治理臺灣則成為爭論。因滿清以10萬兵馬入關，經數10年征戰，急需生養。在不同的種族情結下，如果再因治理海外臺灣耗損國力，恐得不償失。故雖有施琅等一再奏陳，臺灣地位重要且「戶口數十萬」為由，奏請應納入治理並加尊號。但朝廷卻以「臺灣僅彈丸之地，得之無所加，不得無所損。若稱尊號、頒赦詔，即入於矜張粉飾，不必行。」為由回絕。

康熙23年（1684），施琅再以親征來臺的經歷，力陳守臺的重要，他奏陳臺灣不但土地肥沃，物產豐富，且人口眾多。「臣奉旨征討，親歷其地，備見野沃土膏，物產利溥；耕桑並耦，漁鹽滋生，滿山皆成茂樹，遍處俱植修竹，硫璜水籐，糖蔗鹿皮，以及一切日用之需，無所不有。……臺灣人民稠密，戶口繁息，農工商賈，各遂其生。」

像這樣的地方不加以統治只知「徙棄，安土重遷」，致使百姓失業流離實非經營長策。
又說：
「況以有限之船，渡無限之民，非閱數年，難以報竣。
使渡載不盡，苟且塞責，則該地之深山窮谷，竄伏潛匿者，實繁有徙；
和同土番，從而嘯聚，假以內地之逃軍流民，急則走險，糾黨為崇，造舟制器，剽掠濱海。
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，固昭然較著者。
……甚至此地原為紅毛住處，無時不在涎貪，亦必乘隙以圖。
一為紅毛所有，則彼性狡黠，所到之處，善為蠱惑人心。
重以夾板船隻，制作精堅，從來無敵於海外。
未有土地可以托足，尚無技倆；若既得數千里之膏腴，有以依泊，必倡合黨夥，竊窺邊疆，逼近門庭，此乃種禍。
後來沿邊諸省，斷難晏然無虞。
至時復動師遠征，兩涉大洋，波濤不測，恐未易再建成效。
如僅守澎湖，而棄臺灣，則澎湖孤懸，汪洋之中，土地單薄，界於臺灣，遠隔金、廈，豈不受制於彼？
是守臺灣即所以固澎湖，臺灣、澎湖，連為臂指，沿邊水師，汛防嚴密，各相綺角，聲氣相通，應援易及，可以寧息。」

因臺灣地位重要，實有治臺的必要，故在結論中，他直陳：
「臺灣一地，雖屬外島，實關四省之要害。
無論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兵食，固當議留；即為不毛荒壤，必藉內地輓運，亦斷斷乎其不可棄。
惟去留之際，利害攸係。
我朝兵力，比於前代，何等強盛。
當時封疆大臣，狃於目前苟安，為計劃遷五省邊地，以備寇患，致賊勢愈熾，而民生顛沛。
往事不臧，禍延及今，致遣朝廷宵旰之憂。」

最後，在施琅力陳下，又獲得大學士李霨等的認同，終於打動康熙治臺決心。
康熙 23年（1684）4月 14日下旨將臺灣納入版圖，清廷於原有明鄭領地內，將承天府改為臺灣府，隸屬福建巡撫管轄，另設台廈兵備道統纜文武。並以曾文溪、二仁溪為界，設置3縣，除臺灣縣，內闢府轄區外，曾文溪以北為諸羅縣，二仁溪以南為鳳山縣，直抵淡水溪（高屏溪）。臺灣縣以下設有臺灣縣丞、新港巡檢、澎湖巡檢。鳳山縣以下設有淡水（高屏溪）巡檢；諸羅縣以下則設佳里興巡檢。

至於武治，除府治設鎮標營置總兵一員外，也以曾文溪為界分設南北兩路協標營，北路置諸羅（嘉義）設副將一員。而南路置於鳳山設參將一員。另於澎湖、安平設水師二協標營各置參將一員，其水師之兵源則由福建之海壇、金門、閩安及廣東之南澳等水師抽調，至此，臺灣始為清朝統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