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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6 整頓漢通事

對清朝而言,不管如何「熟番比漢人可靠」。乾隆 11年(1746)喀爾吉善剛到任,就已發現漢化平埔族,因人口滋生,往外謀生,勢必與生番產生衝突,可以做為邊防利用,於是陳奏:「臺郡生番與平埔漢民不相融洽,是以漢奸不敢入山;而向例於秋深水涸嚴守要隘,以防焚殺。」(一八六 85頁)

可見當時的漢人與平埔漢人,已不能分別之狀況,引進熟番兵防範生番,始終成為喀爾吉善的治台方針。
而對徵用熟番兵,起初朝廷仍有疑慮,直到乾隆 19年(1754)臺灣邊界擴大,清兵捉襟見肘,主張「以番制漢」的喀爾吉善,即使發生了內凹庄事件,仍執意引進熟番兵,命令由阿束(彰化)、柴坑仔(彰化大竹)、大肚、貓霧捒(台中)等社,輪流把守台中彰化一帶生番邊界。並在該年 12月下令:「鎮、道督令文武,於生番出沒隘口多搭寮舍,撥熟番防守,復於附近安設弁兵監督,以熟番防生番,以官兵制熟番,使不致互相勾結為患」(二六七184頁)。

這個政策後來也普及用於臺灣南部,對於生番出沒較多的羅漢門外門(高雄旗山)也在乾隆 27年(1762)設隘,責由馬卡道族的大傑巓社把守,並准其墾耕附近荒埔以資口糧,使得後來整個羅漢門至石門坑(台南內門鄉)成為大傑巓社墾闢勢力(二六七192頁)。乾隆 33年(1768)又因追討黃教,命令協同作戰的新港社,在羅漢門頭、二、三重埔(台南內門鄉)設隘,並令開闢界外荒埔,土目大里撓遂乘機,召集星散的社番流民,在此守隘開墾(二六七 192頁)。
羅漢門遂成為新港社、和大傑巓社雜居所在,這是後來大傑巓社漢化,新港社族群消失的原因(九三 177頁)。

喀爾吉善的護番政策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漢通事。雖然他多次提醒朝廷,漢通事多為「狡黠之徒,素與社番勾結」,若聽任其「聯絡生番土目,殊非寧靜邊界良法,轉恐因此勾結生釁」。但礙於北路許多地方多事未能整頓,且生番者多,仍需透過漢通事掌管貿易及勸導漢化,故未出手整頓。直到乾隆 22年(1757)喀爾吉善卒,楊應琚就任閩浙總督,他繼前總督「整頓豪強」未竟事業,利用邊界測量機會,不只勘查邊界民番私墾田園情況,並開始整頓漢通事。

乾隆 23年(1758)他在《酌定防範臺灣事宜》奏呈中,提到:「熟番通事、社丁,承應多外來遊民,機變滋累。近來熟番半通漢語,請即於番社中選任;社遠無通漢語者,酌留妥實漢人,仍結報該地方官查察。」(二二六 40頁)

由奏文可知,以漢化通事取代漢通事乃朝廷政策。所以楊應琚建議,北部熟番除社遠無通漢語者外,即使只半通漢語就宜更換。是年,他不僅將朝庭一向視為「機變滋累」的漢通事予以撤換,全部改為番通事。且將越界私墾佃者分別定罪,逐水流放。也是在該年,在岸裏社任通事40年,被喀爾吉善形容「田園房屋到處散佈」的張京達,也被分巡臺灣道楊景素革職,逐水回潮州,其子張士華也以界外私墾罪名,流放至鳳陽,餘缺由土目潘敦仔,為第2任岸裏社通事。經過他以及後任總督楊廷璋大力整頓,乾隆 26年(1761)對當時臺灣情景,他奏稱:「從此番界永清,匪徒無可借端啟釁。所有查出從前越佔私墾,及侵放租銀之通事、民人等,俱照例分別定擬,杖徙逐水,照追侵項入官。」(二六七 184頁)

可以說到了乾隆中葉,漢通事基本上已退出臺灣歷史舞台。雖然仍有極少數留任,但直到乾隆 42年(1777)也全部退出。是年,閩逝總督鍾音奏稱:「熟番分隸廳縣,另列番社,所有通事,緣番民同處年久,習知漢語,遂換番人充當,將漢通事盡行禁革,並無漢奸盤據滋擾,地方極為寧謚。」(二二六 40頁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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