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-3 臺灣的工業

在日本統治下，最值得一書的乃是臺灣工業化。臺灣本無工業，清朝統轄晚期，雖有機械廠的彈藥製造、以及鐵路、電報等設置，然都是因應軍事需要的極簡單設施，與做為民生需要的工業生產毫無關聯。而來到臺灣的日本人則不同，他們深知臺灣的重要，為日本前進南洋貿易的必經重鎮。因此建設臺灣工業化，便成為企圖使臺灣成為其國土的延伸，不能不做的工作。

日本對台工業化建設總計可分為 4個時期，來台之初可說是「工業基礎改造時期」。
這個在兒玉時期奠下了基礎，為了增加輸入除增加社會購買力外。
為增加輸出，開始積極獎勵農業政策，鼓勵礦業和林業的開發。
同時因應臺灣工業化，需要大量的原料，及大量資金。
故對來台投資的日商，給予獎勵外，對臺灣產業，由商業進入工業形成的資本集中，以及生產機械轉型，政府不僅採資本自由發展策略，且對願引進新機械設備的投資企業，以劃定原料取給區域給予獎勵。這些作為都是促使舊式工廠不得不轉型。像製糖業，鳳梨加工業等舊式工廠相繼淘汰，取而代之，則為巨大資本的新式工廠。大正 5年（1916），三井合名會社與臺灣拓殖製茶會社，他們不僅擁有巨大資本和新的製茶機械且直接經營茶園，規模之大使得臺灣茶業之產銷盡為其所控制（一二五  21頁）。

此外，其他企業像金、銀和煤礦的開發也是如此，盡掌握在日本企業手中。第1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臺灣榮景不久後就改變，不僅米價下跌40％，一般物價也下跌 20％，同時股票暴跌使臺灣地主及資本家大受打擊，昭和 3年（1928）3月，臺灣民報如此描寫當時的情景：「臺灣公司的投機，全然沒有善後對策，唯有大呼奈何，坐以待斃而已。……對臺灣這些沒落中的有產階級，其生死都已掌握在臺灣銀行手中。這些人若不籌謀別開生面之策，恐怕要永久做臺灣銀行的奴隸，而受其牽制了。」（二二  48頁）

像林獻堂就幾乎陷入危機，至少損失 300,000圓，而臺灣銀行在總督府授意下討債，終而屈服停止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（二二  48頁）。
昭和 4年（1929）臺灣「民眾黨」第3次大會，就說明當時臺灣狀況：「總督府的產業政策是以資本主義企業的開發為依據，在農業時代的臺灣創設資本主義企業必須佔有臺灣的土地，於是有三菱之竹林批售、三井原野批售，製糖會社的土地收購等均係土地佔有之具體表現，對於資本主義企業之發展，金融的因素具有絕大的影響力。三井、三菱、藤山三大資本家佔有糖業四分之三勢力，三大資本家之中三井佔製茶業的二成半、煤炭之六成，米則完全獨佔。而鴉片、煙草也由其一手輸入，同時三井又是臺灣電力會社大股東。三菱佔糖業1/4擁有1萬5千甲之竹林及廣大鳳梨栽培地及鳳梨罐頭工廠。如此臺灣大部份之企業已被三井、三菱所獨佔壟斷，而三井後面則是政友會，三菱背後則是民政黨，這是吾人需要明白的。（二一467頁）

……觀察臺灣現在各階級之情形，資本階級大都屬於日本人，島內擁有資本金五十萬圓之公司代表者日本人佔 95人，資本額達4億8千萬圓。臺灣人有57其資本總額 7千 7百萬圓，日本人代表的公司具有壓倒的勢力。而勸業銀行、三十四銀行、三井物產、三井合名、大日本製糖、日本樟腦、大日本製鹽、淺野洋灰、大笤商事、日本製冰、日本石油、大板商船、近海郵船及各保險公司等之在台分支機構，均不在計算之列。

臺灣人中產階級的中小地主及工商業者，在過渡時代固是不可輕忽的階級，但因彼等在經濟、政治上沒有支配力量，其利害關係和臺灣無產階級是一致的。銀行員、會社員均由日本人獨佔，3萬7千名官吏中，臺灣人只有5名高等官和30餘名的判官而已。日本官吏均有加俸（ 6成）及配住宿舍。農會、埤圳、水利組合、市街庄等機構，皆成為退職官吏的收容所，而且有4千7百甲所謂無照開墾地，也為批售給他們而保留。農民佔人口的 58％，昭和 2年（1927）的農業生產額達 2億 7千萬圓，比較大正 5年（1916）之8千5百萬圓增加3倍，而農民的生活依然困苦。原因何在，因為生產增加的結果不歸農民所得被中間商榨取所致。困苦的農民容易受資本勢力之支配與榨取而離開土地，其結果自耕農變成小農或農業勞動者。（二一  468頁）
……工業勞動者因資本主義的企業發展漸次增加，現在全島4千7百餘工廠有5萬3千餘之工人，另有2萬2千人之礦工，勞工勢力已漸抬頭。但其平均工資，臺灣工人僅及日本工人之半額，臺灣人之勞力比較機器力還便宜一任搾取，所以工人生活甚是悲慘。」
（二一  469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