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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-3 臺灣新文學

臺灣在日治時期,最為人樂道的則是「臺灣新文學」。臺灣原有文學,都是源自清末官紳享有的文學。這些源自中國的舊文學,等到對臺灣人民負有改造教育責任的臺灣文化協會成立,就需要改正使用全民皆懂的文學。於是配合東京發行的〈臺灣民報〉,不僅鼓勵「臺灣文學」應以白話文創作,同時為響應大正 8年(1919)在中國發起的「五四運動」所主張的白話文創作,於是發起「臺灣新文學運動」。大正 13年(1924)留學北京,板橋人張清榮,以筆名張我軍在臺灣民報,出版了臺灣第1本白話詩集《亂都之戀》,並在臺灣民報上發表了一篇〈致臺灣青年1封信〉,大膽評擊臺灣舊文學。終於引爆長達2年的新舊文學論戰。由於新文學在中國有五四運動成功案例,終使以中國文學馬首是瞻的舊文學,不得不閉口。昭和 2年(1927)臺灣民報由東京遷回臺灣,更是促使臺灣新文學蓬勃發展。


許多報紙像昭和 5年(1930)發行的伍人報、臺灣戰線、洪水報、明日雜誌,以及後來發行的南音、福爾摩沙、臺灣文藝、臺灣新文學、臺灣文學等雜誌,都成為當時臺灣新文學對外發表的園地。而其中較有名的,即是昭和 6年(1931)台北新莊人,曾任台北市江山樓的經理郭秋生,在台北大稻埕成立「南音社」,翌年並出版「南音」雜誌。由於當時臺灣報紙和雜誌,都以報導社會運動,像報導無政府主義、社會主義,或者宣傳共產主義等普羅文學極易被禁,且易造成一般大眾對臺灣新文學的懷疑。「南音社」便在此環境下,成為臺灣人單純以文藝需求成立的社團。《南音》雜誌雖只發行 12期,後因金融風暴而結束。但其白話文學主張,對後來臺灣文學影響卻極深遠。其社員包括賴和、葉榮鐘、黃純青、許文達、張聘三、張煥珪、莊垂勝、陳逢源、洪炎秋、周定三、吳春霖等人(二九○ 29頁)。


《南音》雜誌一停刊,臺灣人認為在經濟困難中,臺灣文學有團結需要。昭和 8年(1933)7月,繼東京成立「臺灣藝術研究會」之後,臺灣則在 10月,首先由台北文學界郭秋生、黃得時、朱點人、林克夫、廖毓文、王詩琅、陳君玉、李獻章等人聯合發起「臺灣文藝協會」,並發行中日文的《先發部隊》雜誌,第2期起改名為《第一線》,重新燃起臺灣新文學風潮。次年5月,有感臺灣文藝團體日漸增多彼此缺乏連繫,有必要成立一全島性的文藝團體。雖在日警監視下,南投草屯人,曾被指控煽動台中一中學生罷課被捕,出獄後在昭和 5年(1930)發起《臺灣演藝研究會》,極力推廣臺灣新劇運動的張深切,出面聯合中部作家賴明弘、賴和、賴慶等人,在台中小西湖酒家,結合北部作家黃純青父子、黃得時、廖漢臣、吳希聖以及南部作家楊逵、楊守愚、郭水潭、吳新榮、蔡秋桐等總計 82人,發起串聯全台作家的「臺灣文藝聯盟」,以「擁護言論自由、推翻腐敗文學、實現文藝大眾化」等口號,發行中日文版的《臺灣文藝》(二九二  76頁)。


臺灣文藝發展盛況空前,期待臺灣新文學也能獨立發展,昭和 9年(1934)以《送報伕》短編小說,在首獎從缺下,榮獲日本東京《文學評論》第 2獎,隔年在賴和推薦下擔任《臺灣文藝》日文版編輯的楊逵,12月因此離開《臺灣文藝》。結合因新榮、王詩琅、葉陶夫婦等,另行出版《臺灣新文學》雜誌。可惜就在臺灣新文學運動展開之際,不料,卻因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,在皇民化政策下全面被禁。臺灣文藝也在昭和 11年(1936)8月停刊,總共發行 15期。而臺灣文學到最後,只能仰仗在台日人。曾獲日本新文藝一等獎的西川滿聯合濱田隼雄,楊雲萍、張文環、以及曾以〈父親的顏面〉小說,贏得日本《中央公論》第 4獎,新竹北埔人,本名劉榮宗的龍瑛宗等人,在昭和 14年(1939)成立「臺灣文藝家協會」,並在次年出版《文藝臺灣》。


由於西川滿在台日人作風,《文藝臺灣》充滿日人統治意識,且為迎合皇民化運動,未能關心處在戰爭中臺灣人民現實生活感受,引起臺灣作家不滿,昭和 16年(1941)嘉義梅山人,以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榮獲日本《改造雜誌》小說佳作獎的張文環,結合黃得時、陳逸松等人成立「啟文社」,專門出版日文版《臺灣文學》。可惜,最後這兩個雜誌,都在昭和 19年(1944),分別被「臺灣文學奉公會」併入《臺灣文藝》的機關雜誌,結束日據後期的臺灣文學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