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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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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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臺灣蔗農為他們的生存抗爭時，不料，大正 13年（1924）伊澤總督又讓退任的日本官員，以「無照」名義佔有已有佃農耕作的土地。被沒收土地的農民，在謀生無門下唯有訴之抗爭。無獨有偶，大正 14年（1925）「臺灣官有林野整理事業」發表，使得昭和 2年（1927）被徵收林地的農民也加入抗爭。這些抗爭，根據統計直到昭和 3年（1928），全台共計2萬2千多戶，8萬多農民。此外，根據總督府報告，尚有9萬多人亦準備參加抗爭（七八28頁）。

而當時在台日本人，統計昭和元年（1926）共有15萬人，佔當時全台人口不到4％，卻擁有可耕地10萬3千多甲，約佔全台可耕地8.1％（二一 567頁）。這些統計，尚不包括被日本政府沒收大批的「無照」公有土地，可見當時臺灣農民缺乏耕地的嚴重。雖說「二林事件」使蔗農組合遭遇挫折，但也使臺灣農民的抗爭有了學習機會。大正 14年（1925）就由於農民團結，使得原本要收回耕地，做為自營農場的新興製糖會社，及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因此不得不放棄收回耕地。

團結就是力量，有了農民組合成功案例。大正 15年（1926）9月，南部鳳山農民在臺灣文化協會協助下，首先成立「臺灣農民組合」，展開如火如荼的抗爭。翌年10月，由鳳山簡吉、陳連標、黃石順等人發起，連合大肚趙港、曾文溪張行以及嘉義林巃等，在臺灣各地陸續成立農民組合，開始更大規模的農民組合運動。

事實上，經過農民的抗爭，雖曾使總督府同意放領了 18萬甲。但更多的土地不是出售，就是後來被併入「臺灣拓殖會社」再租予農民。「臺灣拓殖會社」就是日本推動「南進政策」在昭和 11年（1936）12月成立的半民營公司。總投資額3千萬圓外，其餘就是沒入的1萬8千多甲公有地，後來皆成為「官租地」來源。統計當時官租額，就高達 1百 12萬圓之多（七八 27頁）。對這些不義之財，當時就任臺灣總務長官的平塜廣義，就曾感嘆的說： 
 「將官租地提供予公司後，公司如果僅一昧的只知為本身收入著想，而將佃租大幅提高的話，對臺灣人的統治必成遺憾之事。」（七八 34頁）這話果然成為事實。臺灣雖在日本的大力建設中成為現代化國家，但人民並不感激。 
 到日本投降，臺灣人對日本的統治，仍是以侵略和剝削的帝國主義視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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