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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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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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臺灣文化協會影響，農村的知識逐漸改變。事實上，自從殖民主義興起後，有人將列強爭奪的產物，譬如 19世紀爭奪「棉花」稱為「棉花時期」，繼而則爭奪「樟腦」與「蔗糖」的時期。第1次大戰後轉而爭奪「煤油」等能源。日本治台時期，正巧是糖業爭奪最興盛時期，故對臺灣糖業發展，便成為日本治台的重心之一。

不幸的是，製糖需要土地種植甘蔗。從平埔族漢化的臺灣人，因逃避明清重稅，多以「隱田」藏匿，故對擁有土地者都以「業者」相稱，不稱「地主」，蓋使政府無法向「地主」課稅。清朝劉銘傳為增稅收，實施土地「清丈賦課」引起反抗，原因即在此。所以對明治 31年（1898）實施的「臺灣土地調查」，臺灣人也做如是想，許多「隱田」因而落入日本政府手裏。尤其明治 36年（1903）完成的「臺灣土地調查事業」，大正 3年（1914）完成的「臺灣林野調查事業」，更是沒收了許多無登記的私有地，皆改稱為國有地。但這些國有地事實都已開墾，只是在清朝治台時，為躲賦稅而未領丈單，故使日本政府有理由，以濫墾、濫耕名義予以沒收（七八26頁）。

這現象使得因應臺灣產業開發，在總督府鼓勵下，來台投資的日本資本家或臺灣的御用紳士，極易以期約、放領或出售取得這些「無照」土地（二一 565頁）。諸如此類，對於這些實際有人耕作，反成為日本人土地，對臺灣當時高達總戶數 59.26％的農民，平均擁有可耕土地不到1甲地，無寧是極諷刺和不公平的事（二一 561頁）。

臺灣人民起初威嚇於日本的高壓統治，未敢出聲。直到總督府為了振興臺灣產業，獎勵糖業生產，明治 33年（1900）成立「臺灣製糖殊式會社」，以各種獎勵補助日本資本家來台設置製糖會社，明治 38年（1905）更頒佈箝制蔗農最甚的「原料採收區域制度」，使得當時可耕地的1成半，都須配合日本政府生產甘蔗，同時賣到政府指定的製糖會社，臺灣農村再度飽受剝削。

事實上，日本政府對臺灣農民土地剝奪，我們可從大正初期公佈的數據得知。大正 4年（1915）經過林野調查，除了行政蕃屬土地，民有土地只有 5萬 6千 9百多甲，而官有土地竟可達到91萬6千多甲。這種佔有尚不包括與原住民交界的林野土地調查（二一 565頁）。由於臺灣農村生活確實困難，農民忍無可忍，在臺灣文化協會協助下，大正 12年（1925）終暴發「二林蔗農事件」，開始與製糖會社鬥爭。這是當時林本源製糖會社屬區的二林地方，幾年來因購買甘蔗價格比鄰區低，而提供的肥料又比鄰區貴，致使區內農民生活困苦，濱臨破產邊緣。但該會社年終獎金卻可高達36個月。

此種不公義事，連主管的北斗郡守都看不過去，出面逼使該會社讓步而解決（二一 575頁）。因此抗議成功的二林蔗農，大正14年（1925）在臺灣文化協會襄助下，在二林召開首次蔗農大會，並成立二林蔗農組合。選出文協理事李應章、劉崧甫及詹奕侯等為理事。開始要求會社在甘蔗收割前，要先與農民議定價格，否則拒絕收割甘蔗。不甘示弱的製糖會社，竟唆使警員保護強行進入農民蔗田採割的會社人員，引起兩、三位蔗農反抗的抗警事件，李應章等 20多人因而被判處徒刑（二一575頁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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