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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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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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解不同，使得民眾黨從昭和 4年（1929）起開始分裂。林獻堂、蔡培火、蔡式穀、陳逢源等人就以「促進地方自治制度的實施」，回到政治原點為訴求，開始成立「臺灣自治聯盟」。有了自治聯盟，當然會造成理念不同的民眾黨員出走。民眾黨雖想挽回，但礙於整個形勢，最後不得不以開除方式對付出走的黨員。但卻反被視為無情，促成更多出走的趨勢。事實上，總督府對於臺灣民眾黨的存在，本就有很深的疑慮。尤其在蔣渭水的領導下，這位被總督府視為有極強烈（臺灣）民族主義者，常領導農工團體反對總督府，甚至扯總督府的後腿。

像關於鴉片之改正，民眾黨不僅通電日內瓦國際聯盟報告日本的不是，在該聯盟委員蒞台檢查時，民眾黨且出面作證。 
 像發生霧社事件，民眾黨又首先發出「日本使用違反國際條約之毒瓦斯，殺戮弱小民族。」電報。 
 使總督府名譽受辱，這些作為都使總督府為之氣結。 
 鴉片為害中國至深，有鑑於中國日漸衰弱，道光 19年（1839），滿清派遣兩湖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人，在廣東實施禁煙政策。 
 因此與英國衝突的結果。並被迫簽訂了中國第 1個不平等條約「南京條約」。鴉片不但未禁，反成為中國到處販售的毒品。 
 同治 13年（1874），德國拜爾公司首次由鴉片中提煉出海洛因，起初被視為專治鴉片和嗎啡中毒的藥，卻成為取代的毒品。

滿清政治腐敗，民國元年（1912）終為國民黨所率領的革命政府取代。 
 然而繼起的國民黨政府，卻也勾結上海黑幫頭子杜月笙等人從事販毒，使得中國毒害愈深。 
 由於日本製造海洛英技術精良，大正 13年（1924）以前，中國每年都從日本進口足夠的海洛因，供給中國市場。 
 而鴉片最大的產地在華北，昭和 10年（1935）當日本佔有華北時也曾利用該區原料，製造利潤較高的海洛因。 
 為此，日本便成為當時設在日內瓦「反鴉片情報局」注意的對象。 
 而自承是文明國的日本，當然急欲撇開與鴉片的關係。

不料卻常因蔣渭水等民眾黨的檢舉丟盡國際顏面。 
 事實上，對於從臺灣銷售到海外的鴉片金額至今猶未為人知。 
 只是根據日本戰敗後，來台的美國副領事柯喬治（George Kerr）的報告，大正 14年（1925）當時臺灣積存的古柯鹼和嗎啡，就高達四、五千公噸。光是臺灣，從後藤新平實施漸禁政策起，鴉片在臺灣的收入，從明治 33年（1900）的 420多萬圓起，直到終戰每年都有數百萬圓收入，佔臺灣稅收很大比例（六六卷四8頁）。

此外，對於一些平常施政，像對總督府發佈「日本始政紀念日」，就被以為是紀念「臺灣弱小民族戰敗日」要求取消。 
 且以──「中國革命過程中，人民雖吃盡苦頭，但成功後就可望有幸福日子。而處在日本資本主義下的臺灣人，是否能有幸福日子？」 
 詰問臺灣總督，並要求總督府實施對台有利的政策。 
 民眾黨的作為雖對台人有利，但卻成為太田政弘總督上任後欲去之而後快的政黨。 
 於是利用昭和 6年（1931）林獻堂、蔡培火、林幼春等辭去顧問機會，以「掣肘民眾黨之右派已經脫退，一發無所顧忌。」為由，要求解散。 
 昭和 6年（1931）2月民眾黨在台北召開第四次黨員大會時，就接到北警署「禁止結社命令」。 
 同時將開會中的重要幹部，蔣渭水、陳其昌、謝春木、許胡、廖進平、張晴川、黃白成枝、李友三、盧丙丁、楊慶珍、林火木等十六人拘押至次日方釋回。臺灣唯一政黨被禁，意味著臺灣民族主義的失敗，誠如民眾黨附屬團體「維新會」所說： 
 「民眾黨多年來貢獻臺灣人甚夥，今後此種運動全然消滅至感遺憾。今後如果放棄民族運動，純然從事勞農無產階級鬥爭，但礙於工友聯盟、農民協會尚屬幼稚無力。依目前情勢若把民族運動放棄，則無法獲得大眾支持。然而今日欲再興繼承民眾黨精神之結社，則官憲絕無容忍之可能。」（二一 495頁）

臺灣唯一政黨被禁，也引起日本有心人士的震驚，日本清瀨一郎眾議員就提出緊急質詢。  
 他說：「在臺灣，種種壓迫法令比較內地多，是故臺灣人反對總督之專制政治是情有可原的。  
 在臺灣至今猶未准許臺灣人經營的報紙，沒有民選的議員，唯一的政黨又被解散，殷鑑不遠，前次即已惹起霧社事件。  
 用太田這樣的人做總督，禁止報紙、禁止政黨、不置民選議員、不實施地方自治，這樣是無法搞殖民統治的。」（二一 492頁）  
   
 遺憾的是，就在臺灣民眾黨被解散而需要重整旗鼓的重要關頭，蔣渭水，這位臺灣文化協會發起人，突然在該年 8月，病逝於台北醫院。由於後繼無人使得臺灣民眾黨終成為臺灣歷史名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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