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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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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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兔死狗烹」脫離了民眾黨，以地主、資本家及中產階級為主力而組成的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」，原以為可取代民眾黨功能。不料，昭和 6年（1931）日本頒佈侵害農民權益的「甘蔗土地收用規則」，隔年 7月又發生限制臺灣米輸入日本等攸關臺灣農村生存的大事。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」卻以極溫和的方式請願。卻被形容為一次幾近「哀願叩頭的請願」，遭人民大肆批評及唾棄。於是要求自治聯盟改組，成為可與總督府從事政治鬥爭的聲浪四起。要求改組的聲浪，結果卻在昭和 8年（1933）8月由楊肇嘉、洪元煌等人主持的第 2次大會中，以「自治制度之改革，為自治聯盟的單一目標，也是存立的依據。若予以放棄，則等於自治聯盟的消滅。」為由（二一536頁）。 
 加以否決，使得原本對林獻堂等人組織自治聯盟有盼望，甚至可取代臺灣民眾黨的擁護者，大失所望。

事實上，日本在臺灣實施地方自治非常不公。當時的臺灣不管是稅收，為朝鮮的 2倍半，兒童就學率也是 2倍。 
 且在明治 38年（1905）時臺灣財政早已獨立，不似朝鮮來到昭和年間仍需由日本每年支付 2千萬圓。 
 在此情況下，大正 9年（1920）朝鮮不僅能與臺灣同時施行官選諮議員的地方自治。尤有甚者，在昭和 6年（1931）就能設有民選議員的議決機關。同時，對朝鮮的人事任用，在全朝鮮 13道中有 5位知事，其下的課長、警察署長，全數郡守8成以上的事務官及司法官均用朝鮮人。

唯獨臺灣，僅有產業界課長 3人，司法官 4人以及專門學校教授 2人而已（二一 548頁）。 
 所以昭和 4年（1929）日本民政黨濱田雄幸組閣，該黨素對臺灣殖民自治運動較理解，臺灣民眾黨於該年 7月向濱田首相及松田拓務大臣，提出台政改革建議書。並在 9月，由林獻堂、楊肇嘉、蔣渭水等人呈交，來台不久的石塜英藏總督。呼應臺灣政治革新之重點，全繫於放棄少數內地資本家以及對台日人之偏護政策，切實以 400萬島民的利益為政治目標。

而對臺灣之改革要點，他們並提出包括言論自由、行政裁判法之實施、廢止惡法及保甲制度、廢止渡華旅券制度、廢止官吏之加俸、改革司法制度、嚴禁鴉片、實施義務教育、以及完成地方自治等總計11點建議。可惜的是，剛組閣的濱田雄幸，卻因受到美國金融風暴影響匆匆下台。

在世界金融風暴下，昭和 5年（1930）臺灣出現米價暴跌、農業恐慌以及工資低下，失業增大等社會問題。 
 而嘉南大圳也因建設經費短缺，大量標售佔有的農村士地。 
 受此不景氣影響，都市許多中小企業，也因欠款紛紛被抄封倒閉。 
 由於整個社會貧窮化擴大，為鎮壓不滿民眾，警察更加強彈壓，並對言論出版封鎖。 
 此情勢莫不使臺灣民眾，發生反帝國之思想（二一 482頁），更盼望在此時，對總督府較有影響力的自治聯盟能為其代言。 
 當然最後對這群以資本家和地主組合的聯盟，失望可想而知。

不管臺灣民主運動如何，總之到了滿洲事件前，由於日本國內治安每況愈下。社會運動與抗議頻繁，社會秩序紊亂的結果，帶來人民期待政府干涉。尤其對共產黨為害資本社會很大，整個日本發起嚴格要求執行「治安維持法」運動。在此風潮下，繼昭和 3年（1928）和 4年（1929），日本國內兩次檢舉整肅共產黨。

昭和 6年（1931）臺灣亦復如此，不僅「民眾黨」在 2月被禁。許多留日學生和文化協會幹部，也分別在年底被檢舉甚至刑求，像文化協會的李明德就在審判中刑求至死。其中受害最深的，尤其是臺灣共產黨員。不僅劉纘周被刑求致死，被起訴的共有 47人，像潘欽信、謝雪紅等人都分別被判刑 13年以上重刑，使得因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而延伸的運動，因此消逝。

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也在昭和 9年（1934）中止活動。至於臺灣僅存的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」，也因昭和 11年（1936）發生軍人重新掌權的「二二六事件」，派來主戰的荻舟為臺灣軍參謀長，他對臺灣人猜忌極深，不只不將總督府放在眼裏，甚且在昭和 11年（1936） 5月，以「祖國事件」放任林獻堂在台中被毆。 
 林獻堂和楊肇嘉等因懼怕受害，避難東京，臺灣自治聯盟終在昭和 13年（1938） 7月宣佈解散。 
 所有臺灣的社會運動，最後皆因日本發動中國侵略戰爭，不得不全部中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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