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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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臺灣本土政權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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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登輝時期，臺灣對中國投資實施「戒急用忍」政策。  
 事實上，「戒急用忍」政策訂定後，雖不能有效管理中小型企業赴大陸投資。  
 尤其政策施行的第二年，亞洲發生金融風暴，世界各國在經濟衰退下，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。  
 傳統產業在此情況下，受制於全球市場停滯，價格大幅下跌的競爭中。  
 臺灣除少數大企業，能轉型升級外，多數的中小企業，則盼望能以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，配合其廉價的土地與勞工，延續產業生存，於是紛紛轉投資至中國。

事實上，臺灣實施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雖為部份台商詬病，但對臺灣整體的經濟貢獻，卻是有目共睹。 
 臺灣雖在亞洲金融風暴陰影中， 89年（2000）仍能維持每年百分之五到六的經濟成長率，且使臺灣國民所得在該年突破一萬三千美元，失業人口始終維持在百分之三以下。當然，臺灣經濟成長，若與當時的中國相較尚嫌少。 
 中國自從 68年（1979）實施經濟改革開放開始，到 89年（2000）的二十二年間，每年幾乎都以平均百分之八點八的速度在成長。

雖然經濟快速成長，卻帶來巨大的物價波動， 77和 78年（1988-1989）二年間中國的物價膨脹指數，分別為百分之十八點五和十七點八。而 82年（1993）到 85年（1996）連續三年，物價波動更高達百分之十以上。﹝三二二） 
 所以中國即使有較高的經濟成長，但因高度通膨的結果，卻是帶來中國巨大貧富懸殊、城鄉差距以及龐大失業人口現象。 
 這是 82年（1993）中國所以緊急採取宏觀調控，冷卻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。

而在中國高度的經濟成長中，有個現象如同早年臺灣經濟，靠著中小企業成長。如今，中國亦復如此，靠著鄉鎮企業、私營和外資企業而成長。有趣的是，在改革開放前，原佔全國產值百分之 78點 5的國營企業，到 82年（1993）只賸一半，到 88年（1999）則只佔全國產值的百分之二十點三。而改革開放前為零產值的鄉鎮企業、私營企業和外資。到 88年（1999）總計鄉鎮企業就佔產值的百分之十八點二，而私營和外資企業則佔百分之二六點一，兩者合計共佔產值百分之四四點三。（三二二）

鄉鎮企業後來得以發展的原因，是中共惟恐鄉村人口，因就業需要而離鄉，造成都市「盲流」問題，故為鼓勵「離農不離鄉」政策，開始獎勵鄉鎮等中小型企業發展。大陸由於高度經濟成長，表面上雖帶來國民所得的增加。從改革開放前，每人平均所得一百五十美元，成長到89年（2000）的八百四十美元。

然而對於產值只佔百分之十五點九的農業，但卻要負擔全國一半以上的就業人口，與工業產值達全國一半，卻僅提供就業人口百分之二二點五相較，就知中國經濟發展，貧富懸殊與農村貧窮問題嚴重。雖然如此，但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，少數的富人及中產階級，不只對台商，對全球其他國家而言，的確產生很大的吸磁效應，被稱為二十一世紀新興的「世界市場」。這種效應，尤其 85年（1996）以後更明顯，原因是該年，中國把許多原屬國家提供，像就學、醫療、住宅等，許多共產政策市場化，將原本屬於政府負擔，都改由人民自行負擔。甚至連早期配給的住宅，也強迫居住者出錢購買。 
 像這樣子，從極端的共產制度，回歸資本市場，對「立足臺灣，望眼世界」臺灣許多大型企業而言，不啻是個機會。

尤其當中國經濟尚未全面起飛，資本仍不夠時，「誰先佔有機會，誰就佔有世界市場」。這樣的理念，尤其對臺灣少數財團，以及 79年（1990）政府公佈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後，享受政府稅賦補貼，以代工酬勞，佔有世界生產市場的資訊業而言，在「大者恒大」觀念下，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便成為他們搶先投資的障礙，成為欲除之而後快的政策。

惟恐投資中國落人後，為搶先機，膽量較大的台商開始偷跑。雖然臺灣政府的統計，截至 90年（2001） 9月止累積投資案件近二萬四千多件，金額達一百九十二億美元。而中國統計至該年 6月，台商協議投資金額五百十二億美元，實際到位二百七十五億美元。（三二三）根據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報告，過去 11年臺灣對大陸的投資，總計超過三兆元約一千億美元。而不願違法的廠商，開始以「臺灣優先」、「全球佈局」、「大膽西進」、「互惠雙贏」等口號洗腦臺灣，「以商逼政」要求取消「戒急用忍」政策。 
 國政基金研究助理林美萱的主張，就是此派代表，她說： 
 
 「鬆綁兩岸經貿交流是一種趨勢，即使政府不開放，企業也會透過各種管道進行，因此，政府開放直接投資大陸，將可使赴大陸投資化暗為明，目前有很多企業經過第三地至大陸投資，政府無法掌握至大陸投資實際金額，未來政府開放直接投資大陸，使投資活動透明化，而且五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案，可以專案實地審查，企業不用擔心赴大陸投資金受到管制，在大陸營運獲利，將可匯回臺灣，有利於振興臺灣經濟。」又說：「此外，鬆綁戒急用忍政策，符合WTO『自由、平等、互惠』的原則，而為符合戒急用忍，也有針對大陸使用『排除條款』，8月，經濟部次長陳瑞隆宣佈，我對大陸將不再援用『排除條款』。」（三二四）

鬆綁「戒急用忍」政策，其實早為陳水扁主張。為了對抗「李登輝情結」，爭取總統大選勝利，早在 88年（1999）以「新中間路線」提出「六大政策綱領」，其中就有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主張，不僅同意中資來台，也同意提高大陸投資設限。這些政策礙於黨內獨派反對意見，上台後未敢毅然施行，於是仿李登輝模式，黨內對「戒急用忍」政策有意見時，以召開全國經濟會議結果做為推動藉口。

陳水扁也依樣畫葫蘆， 90年（2001） 1月 6日召開「全國經濟發展會議」，簡稱「全發會」，會中達成「臺灣優先，全球佈局，互惠雙贏，風險管理」四大原則，並以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主張除涉及國際公約、國防及國家安全之重大基礎建設，或產業發展考量須審查禁止，其餘皆可投資中國。至於投資金額則取消五千萬美元上限，改採公司淨值比例，以無限資金作法說明政府積極的開放態度。至於上市、上櫃公司原本募集的證券資金，包括海外募資，只允許百分之20投資中國，現在則放寬至百分之 40。

陳水扁政府以無法管理為由，假「全發會」之名，倉促間開放中國投資，當然引來呂秀蓮副總統，及獨派大老像彭明敏、辜寬敏、臺灣團結聯盟等單位，強烈的批評。呂秀蓮更認為鬆綁「戒急用忍」，只是向台商和統派屈服，最終只會掏空臺灣經濟。她甚至不顧被指責破壞黨內和協，直接呼籲「當家掌權」的人，要有勇氣面對歷史良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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