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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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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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雖為清廷統治，然而當時的滿清甚至中國人，皆以為中國為世界的中心，根本無視四鄰國家的發展，何況海外。因此對臺灣的治理，始終以防止成為海寇聚集地，免蹈明朝海寇為害的濫殤。故治臺之初，不但不用心臺灣政治，革除明鄭時的苛稅，照當時施行在福建省的稅賦，平等對待臺灣人，僅以「照舊」二字，使臺灣又陷入明鄭苛稅。雖然當時施琅也曾上疏力爭：  
 「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，較偽藩鄭克塽所報之額，相去不遠。在鄭逆當日潛稱一國，自為一國之用度。因其人地，取其餉賦，未免重科。茲部臣等奉有再議之旨，不得不就此數目覆議。」

然仍無法改變清朝粗糙治臺，海外偏安的想法。另一方面，為避免漢人在台聚眾成寇，於是採侍郎蘇拜的建議，將在臺漢人盡徙內地。事實上，施琅在《陳臺灣棄留利害疏》時，曾言及臺灣人民稠密，戶口繁息，若欲將在臺漢人盡徙內地「以有限之船，渡無限之民，非閱數年，難以報竣。」然而施琅所見，實為漢化平埔族雜處情形，等到真正重遷，才發現在臺漢人不多，故征臺第二年，施琅又上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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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，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，相率還籍，近有其半。」 
 事實上，明鄭在台漢人不多，記載在《福建通志》則稱全臺人口共漢丁口「16,820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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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正確數目可以下列資料驗證。即明鄭抽取厝餉（房屋稅），故從厝的稅收數，可檢驗此人口數目的合理性。 
 康熙 24年（1685）諸羅首任知縣季麒光，曾對當時清廷以明鄭舊額，「照舊」對臺民收厝餉時提出異議。 
 他覆議時曾多次談到臺灣情景，其中對臺灣府房厝數目有詳盡的說明，他覆議： 
 「街市店厝偽額共 6,270間半。今臺灣人民星散，傾壞甚多，除倒壞 1,565間半，實在瓦厝 2825間，草店厝 1,880間。諸羅縣所轄俱係番社，並無街市店厝，合併聲明請免。」（二六五上247頁）

明鄭移民因競相還籍，故房屋傾壞者多，統計全台僅賸4千7百多戶，其中諸羅縣因係番社故無房厝。除厝數外，明鄭兵員集中的安平鎮，他也說：「鎮省渡船34隻，年徵銀400兩。查鄭克塽及偽文武皆住安平鎮。往來絡繹，故有是餉。今止住營，兵稅從何來？」清楚說明安平鎮及臺灣府民居情形。

由此可知當時移民實際不多，何況這些房厝還包括有番民雜處在內的人口。所以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修《臺灣府志》，對報丁的「戶口」記載，說：「口偽（鄭）額二萬一千三百二十，底定存冊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四。」其報丁繳稅的人口數，又比《福建通志》所記載的還少，可見隨著歲月遷移，許多在台漢人還在相繼還籍。

康熙27年（1688）《華夷變態》記載，曾有臺灣船駛入長崎，稱尚有2船準備渡海到長崎，然因人口減少，無種甘蔗的人，糖產量已大為減少，恐載貨不足不能啟程，以前臺灣甚為繁盛，居住的漢人有「數萬」。自隸清後，居民年年回歸漳泉、廈門等地，現僅有漢人「數千名」。故糖和鹿皮的生產已不及從前1/10（一八七34頁）。

而臺灣漢人的減少，不只臺灣府，明鄭時闢有27處港口，除散佈於曾文溪和二仁溪間，所謂台江7個港口外，其餘皆已為全台南北往來交通樞杻，像打狗、笨港、鹿港、淡水和雞籠港等，對這些港口，季麒光也說：「查港社係土番所居，紅毛始設，贌商稅額尚輕，偽鄭因而增之。」（二六五上245頁）

這些港口因部份移民離去，仍有六個港仍未承贌（租）出去，其餘21港則已減價 3/10承贌出去了。 
 這段敘述，從港口也採平埔族的承贌制度，說明了臺灣許多重要地方，皆為平埔族，而且顯明清初平埔族人除耕作捕獵外，也熟知捕魚、從商儼然漢人樣式。這也是為何施琅初抵臺灣，有「臺灣人民稠密，戶口繁息。」之說。面對這麼多人，若欲盡徙內地，而有「以有限之船，渡無限之民。」的感嘆。 
 其實這是誤解，是初到臺灣的表面觀感，等時日一久，才知這些人原來是平埔族人，「彌山遍谷，多屬土番」。 
 這是後來他改口，且以一年不到時間，達到「相率還籍，近有其半。」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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