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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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政黨黑金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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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戰派利用公投法逼迫民進黨在統獨明確表態，並且為公投法設下種種限制，公投似成為泛藍的政治工具。 
 國親版的「公投法」，92年（2003） 11月 27日三讀通過，通過的第二天，連戰就宣佈國親將提五大公投議題，像族群和解公投、債留子孫公投、教改公投、健保雙漲公投、高雄自由貿易港公投等五大民生公投。可惜法雖通過，但舉行公投的內容和時間，卻是在野黨連戰等無法掌控的。

倒是有了公投法的立法依據， 92年（2003）7月行政院就有權以行政手段，正式公佈「全國公民投票實施要點」，明定公投議題可由相關部門擬定，報呈行政院「公民投票委員會」審核，並經行政院院會通過後實施。與此同時，陳水扁也透過公開談話，宣示明年總統大選前，務會辦理「公民投票」。他說：「公民投票，是當代民主國家處理重大政策爭議，與民生議題時的正常方式，也是國民主權的體現。因此為落實直接民權，保障人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權利，我鄭重宣示，政府將在 93年 3月 20日總統大選日，針對國內重大公共議題舉行公民投票，由人民直接做成最後的決定，積極消弭各界的歧見與紛爭。」

「公投法」並不是民進黨目的，其主要目的乃是透過公投法凝聚臺灣意識，喚醒臺灣人重視「本土政權」。 
 因此一開始就鎖定，以中國飛彈對準臺灣為目標。「大選綁公投」也是陳水扁施政失敗後，唯一靠意識形態維持執政的工具。 
 這個選舉策略，開始似乎不被看好，直到 93年（2004）李登輝發起「二二八牽手護臺灣」，二百多萬人出來牽手挺臺灣時，針對中國在對岸佈置四百多顆飛彈準備攻擊臺灣，加上隨時的恫嚇，引起臺灣人反感。 
 生命共同體的憂患意識油然而生。 
 這使得臺灣許多因陳水扁施政的無能，而準備放棄選舉的失望者歸隊，以「含淚投票」來訴說對陳水扁的無奈。

不管如何，二二八牽手護臺灣，顯然在凝聚臺灣共同危機感是成功的。  
 聯合報在報導這個牽手運動時說：「從對抗中國形塑鮮明的全民共識，扁營早已把對手鎖定為中國大陸，不是連宋。」  
 又說：「二二八的牽手活動，讓本土支持者重新找回力量。」（三五六 152頁）事實上，陳水扁將選戰的對手鎖定中國的戰略是對的，因為中國就等於連宋，雖然當時沒有人會承認，但從選後連宋分別訪中，甚至在北京大學演講「聯中制台」頓了一會後，再加一字「獨」的言論，可知臺灣人的疑慮，不是「無的放箭」。

為加強中國為臺灣共同敵人概念，便成為激起臺灣本土意識的選戰主軸，陳水扁為達此目的，便需在國親主導的公投法中，雞蛋挑骨頭，尋找可資使用的法源。終於在公投法第十七條找到「國家主權有變更之虞」，面對中國飛彈威脅，開始規劃以「是否購買反飛彈裝備」、以「防禦性公投」為名，實施所謂「三二○ 大選綁公投」選舉活動。

這舉動當然引起國親反對，對於泛藍醞釀鼓勵選民不領公投選票，陳水扁說：「公投是普世人權，是神聖的事，怎麼可以叫人不要去投票？這是反民主、反改革的錯誤示範。誰反對公投？」又說：「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在反對，怎麼會有人和共產黨說一樣的話？」最後又補充說，他「希望不要有人因一己之私的考量，阻礙民主改革之路。」（三五二 2）就在國親兩黨宣稱三二○公投是違法公投，連宋二人也呼籲支持公投違法者，不要去領公投選票。

大選前的 2月 15日就有綠色學者和律師，在報紙刊登全版廣告支持公投。隔不到二日前法務部長施啟揚，也帶領二百位學者、退休高官和律師，在報上刊全版廣告說「防禦性公投」係違法公投。到底這次的公投是否違法，各說各話，但社會學者瞿海源教授的觀點最為中肯，他說：「是否違法，可能需要弄清楚的，到底什麼機制，才能確認其是否違法。  
 就這一點來說，有權處理違法的是司法機關。也只有司法機關經過正式的司法程序，才能確認公投案是否違法。

至於政黨及其領袖，乃至於學者、律師都無權確認三二○公投是否違法。即使自己認定有違法之嫌也應訴之法律。這種案子應由大法官來處理。如果大法官會議來不及在三二○以前處理，也沒有人有權力代替大法官，宣稱這是違法公投。」又說：「如果三二○公投違法，真如泛藍所聲稱的，國親兩黨也可在立法院立即發動倒閣，對執行總統所提公投案的行政院長，提出不信任案，使公投無法執行而徹底破局，這也不失是以合法程序，正式確認公投違法的手段。」（三五六 153頁）

對於連宋所提公投違法案，不依循合法途徑解決，一昧採政治手段的抗爭方式，瞿海源教授也斥責著說，是沿繫於「國民黨戒嚴時期的政治惡習」。因戒嚴時期，所有的是非，都不是「依法」來認定的，只有「警總」等最高治安當局，才能動不動就可以隨著自己的意思，指責別人「不法」或「非法」，這個習慣到現在，對國民黨來說，還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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