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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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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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在康熙、雍正不合理的稅制下，平埔族為圖生存，就以匿藏番丁數及耕作面積，以多報少，或報以漢人移民身份往外流離偷墾。事實上，整個清朝對臺灣平埔族和人口數目，從來就像謎語一樣沒有定數，這固然與早期平埔族輪耕的居住形式有關，但主要還是不合理的稅賦造成的。照理說臺灣平埔族人口，在清朝刻意保護下應會急速加增。  
 尤其是南部平埔族，在滿清提供將近50年的太平盛世中發展，早已從清朝統治之初，施琅所稱「彌山遍谷，多屬土番」的情景，發展到整個嘉南平原，都是平埔族人的天下才是。而為逃避清朝不合理稅制，平埔族除非涉及譬如像土地主權及財產繼承等重要事項，他們寧採移民或偷墾方式，讓納稅減至最少。

舉個例來說，荷蘭入臺時，1625年巴達維亞日記，記載麻豆社光可武裝男丁有 3千人，全社人口不下萬人，經過百年的繁殖，到雍正時，從徵丁餉得知，全社只有116人。而整個赤崁4大社包括噍吧年、木岡（台南新化）、芊匏（台南山上）、內攸等社在內，全部合計不到6百人。而全臺平埔族番丁餉人口，也才 6,301人（二六五158頁）。 
 而清朝官員必知此數荒謬，因憐番情，且防苛稅造反，因循苟且。何況清朝對臺繳稅，一向採取定額制，只要編審（人口）時，湊足數目上繳即可，而不在意人數的多寡。 
 事實上，平埔族部落，早已散佈整個嘉南平原，這可從清朝可耕地面積的演變得知，臺灣縣的耕地從康熙 49年（1684）的1萬4百多甲，發展到雍正13年（1735）的1萬2千多甲，但到乾隆20年（1755），耕地反降為1萬1千多甲。鳳山縣和諸羅縣亦復如是，分別從雍正13年（1735），鳳山縣1萬1千多甲，諸羅縣1萬7千甲，到乾隆20年（1755）時，分別降為1萬甲及1萬5千多甲（八四，137頁）。

像這樣在清初太平盛世，又施行護番政策下，臺灣雖有康熙 38年（1869）吞霄、淡水北投兩社，以及雍正 9年（1731）大甲西社結合彰化一帶番社叛反情景，但都屬小型區域性事件，折損人數不多。何況這些番社，後來也都在雍正寬容下，幾乎無損的回到原地耕作。所以北部造反，並未影響南部人口增加，在此前題下，經過7、80年的繁衍，人口及耕地反而減少。可見當時南部平埔族人，為圖生存已學會以多報少和造假技倆。然而，臺灣平埔族人口和開墾土地，在清朝刻意保護下，真會減少嗎？事實相反，在人口不斷增衍，無地可耕壓力下，漢化已深的南部平埔族，往外發展成為趨勢。

康熙晚年，他們不僅冒移民之名，開闢了諸羅縣賸餘土地，雍正時期，侵入其他族群，越界開墾彰化、臺中等地，甚至越過大肚溪往北部發展。事實上，就以南部新港、麻豆、目加溜灣、蕭壠等四社而言，發展到乾隆、道光時期，不僅佔滿整個台南縣市，及部份高雄地區，甚至往東擴展，影響到大武壠社為首的平埔4社，就因臺灣平埔族人的不斷繁衍，嘉慶以後，許多無地可耕的平埔族人，甚至結合中部一帶的平埔族人，遠至宜蘭和花蓮後山開墾。

對臺灣於盛世時平埔族人口繁衍現象，同治12年（1872）丁紹儀著《東瀛識略》，曾以徵丁銀為例，讚美皇帝德政，明知後世滋生之盛，仍能減免其丁銀之徵，對當時他有以下陳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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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台地初闢，具報丁口 16,800；康熙末，額編丁銀止增二千有奇。洎道光中，河內曹懷璞、司馬謹任淡水廳，歸安胡裕堂、大令國榮知臺灣縣，編查保甲，淡水一廳實共丁口 42萬1300零、臺灣一邑（縣）33萬5200有奇，而流寓浮寄者不與焉；推之全台，約有1百8、90萬，較之原額增逾百倍，皆盛世所滋生者。一隅如是，天下可知。折半科之，每丁年徵銀1錢，似為不苛，即可得銀數百萬兩。聖祖豈不知後世滋生之盛，丁糧之巨？顧以一詔免之不惜者，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」（一四六卷二24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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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就是說臺灣人口增加並非外來，乃盛世滋生。這個現象可以解釋，為何臺灣開拓，康熙以後從南往北的道理。 
 若是開拓者為外來移民，在「三禁」及「以番制漢」政策下，臺灣從荷西時期就有27個港口，可做走私接應。 
 照理說，臺灣的移民不應從嚴格查禁的南部開始，應以各個港口為中心，向外發展才是。 
 事實證明，臺灣開拓是以流民為基礎，由南往北，或往更南的方向進行。 
 只有少數不願漢化的南部人，在嘉慶以後，以小部落形式往東，朝內山方向開拓發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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