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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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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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因恐治台，增加其財務負擔。因滿清統治中國已屬困難，若因治理臺灣貽誤中國，豈非因小失大。 
 故對治理臺灣，也要求自給自足，不但不改革明鄭在臺不合理的賦稅制度，皆以「照舊」兩字，沿襲明鄭時的苛稅。 
 這些苛稅，尤其對平埔人非常不公，康熙 33年（1694）高拱乾著《臺灣府志》說： 
 「諸羅34社土番捕鹿為生，鳳山八社種地餬口，偽鄭令捕鹿各社以有力者經營，名曰贌社（包社）；社商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，代輸作餉（稅）。國朝討平臺灣，部堂更定餉額，比之偽鄭時雖已稍減，而現在番黎按丁輸納尚有1、2兩至1、20兩者。」

以上係對打獵為生的平埔族所抽稅金。至於種地稅，又說： 
 「至種地諸番，偽鄭不分男婦，概徵丁米識番字者，呼為教冊番，每丁歲徵1石；壯番，1石7斗；少壯番，1石3斗，番婦亦每口1石。」 
 其中說到捕鹿的平埔族，其番丁稅賦之重，為當時清朝內地（中國）每丁徵銀 2錢的 10倍甚至數 10倍。 
 也是同處臺灣當時的移民，每丁徵銀4錢7分6釐的4、5倍甚至十幾倍。

這種一區多稅的不合理制度，直到康熙53年（1713），才下詔同意： 
 「嗣後丁銀以50年丁冊為額，續生人丁為盛世滋生戶口，永不加賦。」同意將康熙 50年（1711）的丁數定為常額，對以後增加的人丁永不加賦的規定，但對原已編審的人，卻沒有減低或給予優待。一地3、4種丁稅，對臺灣人十分不公，何況當時中國徵收丁銀早已攤入地糧，而臺灣獨無。根據丁紹儀著《東瀛識略》說：「（康熙）55年，廣東疆臣請將丁銀，攤入地糧勻徵，雍正閒各省繼之，彼時臺灣未議攤也。」（一四六13頁）

這種不合理的番丁稅，雖於雍正 7年（1729），因許多同情臺灣番情的官員力爭，始得蠲免番婦丁口餉（稅），並同意以1石易3錢6分，折價徵收番丁稅，避免糧食歉收時米價騰貴，1石甚可賣至1兩5、6錢，增加平埔族人之負擔。而臺灣此種不公平的番丁稅，直到清朝入臺50多年後，乾隆才發覺臺灣為東南屏障地位重要，於乾隆 2年（1737）重新更改臺灣稅制，取消番餉（稅）的苛政，公佈上諭： 
 「聞臺灣番黎，大小計96社，有每年輸納之項，名曰番餉。按丁徵收，有多至2兩、1兩有餘及5、6錢不等者。朕思民番皆吾赤子，原無岐視，所輸番餉，即百姓之丁銀也。著照民丁之例，每丁徵銀2錢，其餘悉行裁減。」（二六四上108頁） 
 以上係就番丁餉而言。此外，有田則有賦（稅），臺灣田賦則與中國不同，中國只有田，但臺灣兼有園，無水之旱地曰園。丁紹儀在《東瀛識略》一書中又說：

「內地田賦每畝科銀1、2釐有奇至1、2錢不等，米則3撮起至7、8升而止，即江浙漕糧最重亦止每畝科米1斗9升。臺灣則每甲上田徵粟8石8斗，中田7石4斗，下田5石5斗；上園5石，中園4石，下園2石4斗。……以2粟1米與每甲11畝零科計，每畝上田完（稅）米3斗9升零，下園亦1斗1升零；殆承鄭氏重斂之餘，未及議減而民不病者，地方有餘，無憂不足也。」（一四六 14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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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的田賦是中國賦稅最重江浙的3倍，當時臺灣剛納入版圖，土地尚有餘，故無憂不足。 
 但到雍正時，被統治已近 50年，在人口滋生下，田地不足，加上重賦，已成為南部平埔族，不得不外出謀生，成為流民偷墾的主因。而這種情況，直到雍正9年（1731）才發覺事態嚴重，下諭：「自（雍正）7年始新墾田園化甲為畝，改照同安上、中、下則例起科；計畝銀、米分徵，仍代納以粟。」也就是說臺灣田賦，可享受與福建同安縣同等的稅則，但徵收時則分為銀和米兩部份，而米糧可以粟代替。清朝也知歉收時，米價昂貴道理，故徵稅時規定要徵米的地方，可以粟代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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