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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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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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社多番稠，原有土地不敷使用開始外出謀生，起先以流民方式在外流浪，乾隆 9年（1744）以後，開始集合更多人的群體移居。這些在外的流民不只與日繼增，且操閩粵語，使浙閩總督高其倬以為係閩粵移民。因而憐憫其等人，雍正 10年（1732）奏請准臺灣人民搬眷： 
 「查得臺灣府所屬四縣之中，臺灣一縣皆係老本住臺之人，原有妻眷；其諸羅、鳳山、彰化三縣皆新住之民，全無妻子，此種之人，不但心無繫戀敢於為非，且聚2、30或3、40人，同搭屋藔共居一室。農田之時，尚有耕耘之事，及田收之後頗有所得，任意花費又終日無事，惟有相聚賭飲。飲酣、輸，遂至共謀竊劫。若令各有妻子，則內外有分不至雜沓紛紜，且各顧養贍妻子，則賭飲花費之事自減；各顧保守家室則搶奪剽竊之志自消，實為形格勢禁之要務」。（二一二143頁）

因而奏請「有墾種之田滿1甲，並有屋廬者即行給照。」 
 或「佃田之中，有佃田滿一甲，住臺經五年，而業主又肯具狀保，係誠實不多事人」可給照來臺。 
 而雍正則硃批： 
 「或將移眷之戶，限以定數，不許過額，爾以為然否？ 
 朕意生意日蕃，墾田漸廣，年歲久遠之後，其利與害亦不可不熟計深籌也」。 
 從雍正的回答，可見當時臺灣人口實已擁擠，如准搬眷來臺，勢將造成臺灣人口不勝負擔，這個道理，連在深宮的雍正也知道，才會下此硃批。

雍正 11年（1733）福建總督郝玉麟，平定大甲西等社亂，奏陳將其地給有功的粵語移民耕作，其奏曰： 
 「臺地粵省流寓客民何止十餘萬。內約計除無妻室者一半外，其有妻室者亦以一半計之。 
 每人一妻一子約共已增十餘萬丁口矣。若不肯出許搬眷口，則奸民必有乘機攜帶親族人等之弊。 
 臣等悉心斟酌計，在臺客民止（只）許搬取內地妻子以繫其身心，其餘概不許攜帶。」

在康熙和雍正的嚴禁政策下，為何流民仍多。事實上，這些流民即是平埔族漢化的結果，並非真正移民。  
 試想，設若當時偷渡如此容易，流民之多有禁幾乎無禁，將其妻兒接渡來臺何其容易，何必再奏文請准搬遷。  
 而且官禁粵民來臺，如有禁等於無禁，那也不會有閩人先來臺，而粵人後來之別。  
 何況當時搬眷來臺，私渡較官渡為快，無手續之繁費用亦省，何須官方批准（一八八 16頁）。

由此可知，所謂的移民實為流民。否則不會如雍正 5年（1727）藍鼎元在〈經理臺灣〉奏陳： 
 「臺灣一府總計，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女之人民，北部諸羅、彰化、淡水、雞籠山，後 1千餘里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，南路鳳山、新園、琅琅以下 4、5百里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。」

這種現象，以漢民族深根蒂固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觀念，其重子嗣祭拜甚於生命，是不可能輕易孤老，客死他鄉而不回中國。況且，若果這些流民全為移民，以中國堅強的家庭觀念，也會拼命工作，有錢就匯回家，很少會像高其倬所說： 
 「頗有所得，任意花費，又終日無事，惟有相聚賭飲，飲酣、輸，遂至共謀竊劫。」之事發生。 
 可見，當時居住臺灣甘願過此孤老無依，且揮霍度日的生活，理由無他，因彼等係流民，無眷可搬，且無潛回中國之理。

郝玉麟的奏陳，由於清朝嚴採「以番制漢」政策，當然不會批准撥番地給移民。但從文中，我們隱約知道當時流民人數已有十數萬人。這些人數，若再對照康熙 61年（1722）當時金門總兵黃英泰反對兵部建議，將臺灣總兵移駐澎湖。 
 他向朝廷奏陳：「茲臺灣南北延 2千餘里，村莊番社閭井戶口不下百餘萬，叢山森林最易奸，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。」 
 要求駐地臺灣（四五卷二28頁）。

其中說到，臺灣島內人口不下百餘萬。而流民已佔很高比例，雖然清朝在雍正 10年（1732）到乾隆 5年（1740），以及乾隆 11年（1746）到 13年（1748）居於憐憫，二次開放讓有產業在臺移民搬眷，可是搬眷來臺人數不多，總計給照前後達 19年，來臺大小男女才「2萬餘人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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