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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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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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渡來臺的困難，可從藍鼎元上書黃玉圃的文章得知。 
 雍正元年（1723）平定朱一貴有功的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，因覬覦彰化附近貓霧捒（台中）熟番土地欲盜墾。 
 由其弟藍鼎元出面向黃玉圃陳情，力陳開闢臺地的重要，以誇大「臺地1年耕，可餘 7年食」。 
 倡言開闢臺灣可富沿海諸省。若不開臺，反會引來偷渡。 
 對於康熙採取嚴禁的偷渡政策，他以「厲禁」作詩批評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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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纍纍何者為？西來偷渡人。銀鐺雜貫索，一隊一酸辛。嗟汝為饑驅，謂茲原隰畇。舟子任無咎，拮拮買要津；寧知是偷渡，登岸禍及身？可恨在舟子，殛死不足云。汝道經鷺島，稽察司馬門。司馬有印照，一紙為良民。汝愚乃至斯，我欲淚沾巾。哀哉此厲禁，犯者仍頻頻。奸徒畏盤詰，持照竟莫嗔。茲法果息奸，雖冤亦宜勤。如其或未必，寧施法外情。」（二五八下564頁） 
 
 為使偷渡合法化，他更主張取消商船出入臺灣掛驗做法（二七七上57頁）。 
 雍正 2年（1724）為使盜墾番地合法，他在《與臺廈道吳昌祚論治臺灣事宜書》更大膽陳述彰化霸佔番田的正當性，他說： 
 「臺（灣）北（部）彰化縣，地多荒蕪，宜令民開墾為田勿致閒曠。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，今已設縣治，無仍拋荒之理。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，欲還不勝還也。宜先出示令土番自行墾闢，限1年之內盡成田園，不墾者聽民墾耕，照依部例即為業主。或令民貼番納餉，易地開墾，亦兩便之道也。」（二七七上61頁）

由於藍氏兄弟行為及所述事，皆違反清朝治臺「以番制漢」方針，當然不被准許。 
 在無計可施，偷渡又困難下，藍廷珍於是用「兵船」偷渡，但立刻為人查獲。 
 分別為閩浙總督高其倬、署理總督宜兆態、福建巡撫毛文銓、以及臺灣同知王佐梅等，多位官員參奏舉發。 
 但雍正念及藍廷珍平朱一貴有功，不念其惡僅御批： 
 「聞藍廷珍之操守甚為不足，爾善為勸戒，將朕可惜之處告之，欽此。」（二一二88頁）

全臺最高武官的福建水師提督，用兵船偷渡猶是如此困難，何況一般偷渡，在清初「厲禁」政策下，真正來臺者應該更少。  
 所以臺灣早期居民，主要仍以平埔族為主。這些平埔族從有史以前，就已在臺江口私自與移民貿易。  
 及至臺灣歸入清朝，直到康熙、雍正時，其間平埔族與移民接觸都已超過百年，尤其南部三縣諸多漢化。  
 明鄭扺抗清兵，還有清初康熙平定吞霄社亂，雍正平定大肚西社，也多徵調他們。

這種現象使得後來許多官員，都誤以為是移民。施琅初抵臺灣，就曾以「以有限之船，渡無限之民，非閱數年，難以報竣。」 
 來形容當時臺灣移民人口的茂盛。等到真正搬遷，才發覺並非如此，移民稀少，不到1年就已搬遷過半。 
 臺灣真正漢人只有「1,6820人」，其中尚包括有「有唐山公，無唐山嬤。」的後代。

不只如此，臺灣卻在三禁政策下反而出現大量的流民，越界開拓北斗門以北番地，使得清朝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，甚至康熙 40年（1701）下令專責取締。康熙 57年（1718）覺羅滿保奏文： 
 「凡往來臺灣之人，必令地方官給照，方許渡載；單身遊民、無照者，不許偷渡。」 
 雍正 5年（1727），戶部又議覆奏文： 
 「舊例：閩粵人民往臺墾種者，所有妻眷，一概不許攜帶；只許隻身在臺，而全家仍住本籍。」

而當時臺灣依傳統耕作方式，早已人滿為患。平埔族人口壓力，開始成為臺灣社會動盪的要因，雍正 8年（1730）5月福建水師提督南澳總兵許良彬，因此上奏請求於平埔族社內設立巡檢司，他奏稱： 
 「竊臺灣處閩東服，為全閩海表藩籬，與內地七省水道相通；南北延袤2千餘里（每里576公尺）。 
 其番社新舊歸化戶口不下 2、3萬社，每社男婦老幼多至 1、2百人，少亦不下數十人； 
 隔越數里方有一社，地方遼闊最易藏姦。向無專設授職之土方董理鈐制； 
 雖分屬四邑，然縣令但司催科，然不過問之管事，其餘悉莫稽察以致番民往往生事。 
 ……臣按雲貴川廣土府有世襲之土司，今臺灣既入版圖，久設漢官，固無庸議及改土設流，而社多番稠，必於彼處按其社之聯絡處所，或數十社分設一土巡檢司，使鈐束教導、稽察防閑，俾已附之番咸知聖朝教澤，未附之番，然感奮招徠。至於巡檢職守，令擇大社中才幹篤厚之酋長為之，給與號紙與以頂帶，如雲貴土司之例；各守其地，管轄各社酋長。一應番民行止，惟巡檢是責。」（二一二 81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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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奏摺，雍正雖硃批：「悉與督、撫商酌妥協，和應具題。」後來不了了之。 
 但此奏摺所指番社新舊歸化戶不下 2、3萬社，仍只針對當時清朝管轄有限的範圍而言，全臺勢必更多。 
 可知當時平埔族的人口壓力，也成為後來漢化移民間的問題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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