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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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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噶瑪蘭雖入版圖，但若從其管理，不難發現清朝傳位至嘉慶時，國勢已趨衰微。而朝清積弱原因，可從乾隆論起，乾隆在位時做了10件大事，那就是「兩平準噶爾，一定新疆，兩掃金川，一靖臺灣，一降緬甸，一收安南，兩降廓爾喀。」（十五7頁）。其中尤以平定回疆更是艱苦，雖使中國版圖擴大但也耗盡國庫。加上晚年寵信權臣和珅和福康安，貪黷專橫，致使吏治敗壞，造成許多叛反。像乾隆 39年（1774）山東王倫倡亂，乾隆 46年（1781）甘肅回民馬民心造反。乾隆 50年（1785）臺灣林爽文起義，甚至乾隆在位最後一年，貴州苖民也起來叛反，使得乾隆退位顯得匆促。

雖然嘉慶上台後，擢用傅鼐平息了苖亂，但整個中國動亂卻日趨嚴重，不僅有白蓮教作亂，還有天地會反清，到處煽動作亂事件發生。在此局勢下，東南沿海的海寇，卻又乘亂而來。可以說，嘉慶在位25年，是一位忙於剿亂的皇帝。也因剿亂需要金錢，所以嘉慶時的財務困難，可想而知。嘉慶初期未將噶瑪蘭納入版圖，惟恐擴大臺灣的經濟負擔也是原因。所以一入版圖未採取過去「以番制漢」政策，將墾地沒收歸入番社，或遵照雍正7年（1729）頒佈的「同安則例」徵稅。卻以吳沙當時建議「田6園4」，也就是田每甲徵6石，園每甲徵4石做為納稅依據。《噶瑪蘭志略》記錄了當時徵稅背景： 
 「臺灣自雍正7年遵照同安則例徵收，噶瑪蘭亦自道光7年准到部覆（部已准覆）照同安下沙則例改定（修定）章程。而所有『田六園四』之額，則由嘉慶15年以前，吳沙父子邀同頭人趙隆盛、何繪等赴郡呈請開蘭之時，先與墾田私議，將來若由業戶陞科完糧，種地佃人每甲田納業戶大租 6石、園納 4石，經有成說（經過有上說）。嗣楊廷理籌辦創始事宜，恐其不敷經費，乃議裁業戶而由散佃報陞，謂此租額訪與淡水拳和官莊相符，即詳請轉奏，援以為例。」（二四六47頁）

吳沙等努力開墾，就是期望能成為業戶後再將田地出租，就可如「番大租」般坐享地租，故多方請准成為業戶，並願以低額業戶租，給墾報稅。可是採「護番」政策的清朝卻不做是想，不沒收其墾田已是大恩，何況給墾報陞更是不准。直到楊廷理統籌開創事宜，恐經費不足，乃議決力裁業戶。但卻不減稅，仍照吳沙提議「田6園4」徵稅，而由散佃直接報陞納稅。表面上，由散佃直接報陞，政府稅金雖然增加，但對佃戶若扣除不必付給「番大租」或「業戶」租金，卻又節省很多金錢。噶瑪蘭稅制修正，當然廣受佃戶歡迎以為德政，使楊廷理在宜蘭地區，直到如今，仍成為佃眾敬重的對象。

然而力裁業戶，將租額轉給政府，在其他地區是很容易引起動亂。因早期滿清治台，為安撫各地平埔族，防止漢人作亂，故有「以番制漢」政策。允許各地平埔族耕耘其地，不許漢人侵墾。這些擁有土地的平埔族，遂成為各地豪強，其生活狀況就如黃叔璥形容的為「務蓄積，比戶殷富。」且其居住的房宇為「嘉木陰森，屋宇完整，不減內地村落。」 
 這些富有的番戶，不料乾隆 22年（1757）竟批准流民「業戶」，也就是說，如有流民請墾而經官准墾，領有諭令及戳記者即可轉租與人，收取大租。使得擁有大片土地的番戶乃效此行，以番社或個人向官請領墾照，墾成後再請丈報陞，承佃出去收取大租，即後來「番大租」的由來（二六七286頁）。雖說楊廷理裁業戶，這些業戶都是吳沙招墾的流民，非番大租故阻力小，但其作為，卻引起各地番業戶的注意。

事實上臺灣「番大租」，經過清朝2百多年統治，在漢化政策下，其勢力雖漸減弱，但到光緒年間，仍足以成為叛反力量。清末劉銘傳有意改革「番大租」，卻引來彰化段九施叛反，逼使劉銘傳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轍。在在說明楊廷理力栽業戶的危險。而清朝在財政困難下也只能接受，甚至修法，將多出稅額部份，另以「餘租」名義收取。這個做法，《噶瑪蘭志略》說： 
 「餘租一款，惟噶瑪蘭有之。查台地向有陞科章程，田園只徵正供、耗羨，若徵別款餉銀租賦者，從無併徵正供。 
 茲（噶瑪）蘭屬於供耗外，獨增餘租一款，猶之各處雜徵，原不與供、耗計考成也。 
 然餘租實為力裁業戶籌備經費起見，故於每甲田園租中，先劃完耗，以其所『餘』者擬為『租』名色， 
 即仿淡水屯租例，每石折番銀1元，奉文照議在案。 
 ……今以現行同安下沙則而計之，田1甲徵穀6石，即劃完供穀 1石 7斗 5升 8合 4勺 7抄 2撮、耗穀 1斗 7升 5合 8勺 4抄 7撮外，計『餘租』 4石 6升 5合 6勺 8抄 1撮，統歸入餘租以副（富）經費。蓋台地每正供1石，止加耗羨 1斗，噶瑪蘭從前多徵供、耗，即少徵餘租。今自道光7年改則，而餘租更寬裕矣。然嘉慶23年間未奉部文，亦嘗有由府詳請不徵餘租者，司中駁以核與原奏『田 6園 4』之數減少，斷難遽准，是一併裁減不可也。」（二四六 50頁） 
 餘租為稅額的2倍多，僅對噶瑪蘭科徵，則是當時的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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