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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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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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銘傳建設臺灣，需餉極大，為籌餉，除取得楊昌濬，同意以「協餉」方式贊助外。他同時在臺廣開財源，辦理商務，及清理賦稅。辦理商務，他於光緒12年（1886）成立官辦硫磺廠，將硫磺加工轉售。並將糖、茶、米等原料轉售歐美買辦。光緒13年（1887）成立官腦總局，實行樟腦專賣。又設商務局，招商買輪成立輪船公司。同時引進中國商人來臺經商，在臺北建立互易都市。對煤礦，則採用官商合辨方式進行開採。清理賦稅，他打破過去臺灣賦稅南北不合理現象。南部稅賦多沿明鄭，稅則多重。而北部，多按同安下沙則例徵收，稅賦較輕。加上匿報故常不公。他以為雖以較低稅則徵收，但若能打破匿報，「徵數較鉅」裨益仍多。光緒12年（1886）於南北兩路，各設清賦總局，開始清丈士地，歷時兩年多，使稅賦從原徵額的18萬餘兩，增為67萬餘兩。

臺灣土地雖屬大租戶，實際支配卻是小租戶，而真正耕作的則是佃農。佃農按租約將收成糧食繳交小租戶，再由小租戶分繳大租戶，大租戶付政府地租。但因法令不及，大租戶和小租戶可任意將土地轉讓，造成一地多典的混亂局面，加上臺灣氣候多變、交通落後，疆域不清楚，產生民間很多匿報的隱田。雖然徵稅關乎臺灣建設，劉銘傳大力施行，引起地方反彈。尤其，對過去受清朝保護的平埔族土地，並非實際墾佃者。劉銘傳欲以其下的小租戶代替為業主，成為義務納稅人。這種無視平埔族殘存權益，不似後來治台的日本人，採取發行公債直接收買大租戶土地，使人心服口服。

劉銘傳卻是採用直接剝奪其土地的惡政，因而引起大租戶群起反對，在巨大反抗中，逼使劉銘傳最後不得不採取「減四留六」法。也就是說，將應納大租分為10份，其中四分歸還小租戶以完稅，並同時認定小租戶的業主權，才避免抗爭擴大。而在清賦過程中，也因官員不肖，無法貫徹土地調查命令，調查官役卻以揭發隱田而強行索賄，大肆欺壓農民，引起各地反抗暴動。光緒14年（1888）鹿港地區發生地主不服，嗾使施九段叛反，原因即在此。

總之，劉銘傳在臺建設雖是盡力，但對原極為落後的臺灣，誠屬難得可貴。雖然他有心，譬如在臺北建立西學堂、番學堂而言，對當時幾乎90％的人口為文盲的臺灣，猶如沙中之泉。所以其建設除清賦可帶來國家利益外，其餘像商務反而引來很多爭議，尤其過去虧本的煤礦與有經驗英商合作，卻因合約有「礦務一切事務，由商經營，官不過問。」引來朝廷「利益輸送」非議，更是造成劉銘傳去職重要原因。劉銘傳雖離職，但他器重的林朝棟，卻被授與撫墾局長得到臺灣中部大片土地，且在樟腦成為無煙火藥及賽璐璐材料時，臺灣以能供應全球過半產品，成為炙手可熱。林朝棟取得專賣權且與叔叔林文欽共同經營成為巨富。其中林文欽兒子林獻堂，雖經兄弟分家，猶能擁有1,700多甲（六五97頁），成為日據時期推動社會民主改革的財政支援力量，可見當時的富有。

與此同時致富的，還有板橋林家，雖說兩者都是靠官商關係致富，但出身於新莊的板橋林家，卻是深諳清朝買官道理的個中好手。在嘉慶11年（1806）挾巨資至京，買得「同知」官銜。後來辭官回台，遷居大溪。並以墾拓名義，取得台北縣和宜蘭縣大片土地，成為「大租」。並在道光12年（1932）以「助餉」名義再捐2萬兩予閩浙總督程祖洛，取得「道銜」官職並賞「二品頂載」。有了官方身份，林家子孫於是開始來往於北京間，結交當時名流。直到林平侯孫子林維讓、林維源時期，他們不但與李鴻章、沈葆楨、劉銘傳等人感情甚篤，林維讓甚將孫女嫁給沈葆楨兒子為妻。有了這層關係，加上清朝在台建設，正值用錢之際，林家慨於捐施且參與建設。劉銘傳將撫墾總局設於大溪，林維源成為該局總辦，綜理全台撫墾事宜。奠定了大地主身份。日據時期，板橋林家以擁有5,300甲土地成為全台首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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