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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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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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緒19年（1891）原為布政使的邵友濂接任臺灣巡撫。在巨大負債下，閩浙總督楊昌濬又以「協餉」到期不願協助。邵友濂被迫借款完成臺北到新竹的鐵路，其餘新政被迫採取緊縮中止電報學堂、西學堂、番學堂也關閉伐木局、樟腦總局等。  
 事實清朝統治已近尾聲，雖說有劉銘傳建設，但沒有人才承續。譬如說，他在海防的建設，不久，即因中日甲午戰爭，清朝戰敗，割臺與日本，日本從基隆攻臺，幾乎不費力氣就攻抵臺北，可見當時海防建設的脆弱。

臺灣在清朝產生合格進士20多名（二三○207頁）。根據日本來台調查，據台之初總計有書房1千1百多所，學生1萬7千多人，每書房平均14人，以當時3百萬人口計算，就學率為0.57％，加上義塾和社學，總共不超過1％（二三○208頁）。曾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，他曾對書房有如下描述：「書房的名頗為雅緻，但是環境卻污穢不堪，一進門就想嘔吐。……由7.2公尺長3.6公尺寬構成的書房，只有1個房間，地板用磚頭砌成，除了入口以外四面都是牆壁。光線只能透過小窗射入，人一進入，只見比下雨天更烏天黑地，教室由學生自已打掃、整理。」（二三○209頁）而教學目的僅為科舉，以背誦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到四書五經，毫無實學價值。

臺灣一直以米、糖、茶、鹽、硫磺、樟腦等原料，換取中國的民生消費品，像布、磁器、棉花、藥材、酒、鐵器以及雜貨等產品。這些買賣都攏斷在中國人手裏，他們在官方撐腰下成立名為「郊」的大批發商會，1723年從福建來的蘇利萬、金永順、李勝興等就以北、中、南三郊名義壟斷臺灣的採購，賣給中國的「內郊」。初期以臺灣府城為買賣中心，直到18世紀清朝開放鹿港及艋舺二地，由於商業鼎盛臺灣遂有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」之稱。19世紀中葉淡水「五郊」崛起帶動大稻埕商行的興盛，這五郊後來被廈門人林佑藻合併成立「金錢順」（二二15頁）。這些「郊商」不但攏斷臺灣商務，甚至可決定商品價格和行規，成為中國官方代理的剝削者。

他們勢力擴及各鄉村，以訂金收購或放高利貸剝削農村和地主，使臺灣在滿清統治下成為貧窮。為迎合滿清，嘉慶11年（1806）蔡牽攻台，三郊出錢出力。道光5年（1825）天津飢荒，郊商就派船運米賑濟，以「叨蒙皇上天恩，賞賚有差。」拍清廷馬屁（二二15頁）。臺灣本地大戶像宜蘭黃學海、艋舺南安泰、大稻埕張忠侯、板橋林平侯、新竹鄭用錫等大豪商，他們捐納買官或出錢鎮壓叛亂，用財富堆積社會地位。板橋林家趁劉銘傳開山撫番時搶奪大量土地。霧峰也是如此，大量佔有苖栗、台中土地，新竹鄭用錫以經商和科舉崛起至清末仍是首要郊商，子弟靠科舉出身為全國之冠（二二15頁）。

咸豐8年（1858）及10年（1860）分別簽訂了《天津條約》及《北京條約》叩開臺灣門戶，西方資本主義侵入，歐美洋商大舉來台開設洋行，替代郊商地位。臺灣開始產生新的富豪，像大稻埕的李春生、打狗的陳福謙等新興買辦，則靠接觸西方資本主義致富。做為中國殖民的臺灣，僅能一味依靠出口。像出口最大宗的茶、樟腦與糖，光緒16年（1890）出口總計753萬海關兩，然而只能換取英國部份的鴉片，像該年進口鴉片，就值236萬海關兩，佔輸入的60％，其餘款項都落入外來買辦手中，「中國買辦及外商剝削」是造成臺灣貧窮的最大原因（二二17頁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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