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. 臺灣本土文化

臺灣雖然回到號稱祖國統治的懷抱，但對臺灣過去脫離中華文化，在日本統治下所孕育的文化，卻不被認同。
成為國民黨來台後，欲去之而後快的文化。
不只政治，包括臺灣純樸作風為背景的鄉土文學、藝術、音樂、甚至流行歌曲，也因語言不同，意識形態不同而被打壓。
臺灣「光復」初期，陳儀為吸納日治時的臺灣文化，不只允許臺灣人日文寫作， 34年（1945）10月 25日接收臺灣，就將《臺灣新報》更名為臺灣《新生報》，成為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」機關報。這份由李萬居擔任社長，黎烈文、吳金鍊為中、日文總編輯，王白淵為編輯主任的報紙，不但允許臺灣作家繼續以日文寫作，隔年 4月並由林紫貴負責出版臺灣人專屬的《臺灣文藝》。

不只北部如此，早期被視為南部文化重鎮的台南市，也在 35年（1946）2月創刊了中日文並存的《中華日報》， 3月 15日由臺灣人龍瑛宗，負責主編「日文版」的文藝欄。讓南部許多作家，像吳濁流、葉石濤、吳贏濤、王碧蕉、詹冰、王育德、黃昆彬、陳金火等人都有了發表的園地。其中較重要，則是 34年（1945）11月 18日林獻堂、林茂生、黃啟瑞、羅萬俥、李萬居、許乃昌、蘇新、楊雲萍、陳紹慶以及連震東等人，成立與日治時期「臺灣文化協會」名稱相仿，台北市長游彌堅擔任理事長的「臺灣文化協進會」，似乎有意學習蔣渭水，開始對臺灣文化提出實質建設。

「臺灣文化協進會」表面協助臺灣文化，其實卻是消滅、轉化成中國文化的協會，設立初期為取得臺灣人信任也曾努力有所作為。
不僅在 35年（1946）9月 15日發行由楊雲萍擔任主編，許乃昌、蘇新、王白淵、陳紹馨等人擔任編輯的《臺灣文化》雜誌。
這份雜誌雖說成立時間很短，直到 39年（1950）5月臺灣完全被中華文化取代後就停刊。
然其開創之初，可說是臺灣文化史燦爛回憶，讓當時生活困難的臺人仍有文化寄託。

而且當時參與《臺灣文化》的人，不只有來自台灣草根作家學者，像楊雲萍、蘇新、王白淵等人，也有中國的許壽裳、雷石榆、黃榮燦、麥非等人，更有原屬《民俗臺灣》雜誌作者，續留在臺灣在台大服務的日本學人，像立石鐵臣、金關大夫、國分直一、岩成生一、富田芳男等人。使得該協會成為臺灣人信任，以為社會動亂只是涉及軍紀和統治能力，對祖國建設臺灣深信不疑，「臺灣文化協進會」提昇臺灣文化，就是一個有力證據。

「臺灣文化協進會」在這三股力量下活動可謂空前，單單 35年（1946）就舉辦「中國古代美術展」、「敦煌展覽會」等很多活動，讓臺人親眼目睹中國古代藝術。
舉辦「美術座談會」讓中台藝術家坐在一起暢談美術創作，相互討論中臺美術遠景，成為許多人樂意參加活動。
10月22日更舉辦全省第1屆美術展覽簡稱「省展」，就有承繼日本「帝展」一別苗頭企圖。

至於音樂、民謠和戲劇，不但舉辦「音樂座談會」、「民謠座談會」，同時舉辦許多音樂會和話劇，像鄭曾祐兄妹舉辦的「國樂演奏會」、曹禹公演的「原野」實驗小劇場。歐陽予倩編導，新中國劇社主演的「桃花扇」「牛郎織女」等系列表演。
此外，較有名的還有伍正謙的獨唱會、以及 9月 7日小提琴手馬思聰率領「上海音樂訪問團」來台，在台北表演的演奏會。

臺灣劇作家林清文主編義賊「廖添丁」，以「劫富濟貧」諷剌多金為富不仁，臺灣士紳辜顯榮的話劇，更是風靡全島。
臺灣雖在國民黨鐵蹄下生活，然而在文化上，允許日文寫作和表演，許多不懂中文的臺灣人仍能得到慰藉。
諸如此類，使得該時期的文化活動盛況空前，這段被稱為「內台文化交流」，使臺灣人對本土文化建立有了不正確幻想。
以為祖國作風開明，不知國民黨狡猾的臺灣人真的「民族」解放了。
從此「臺灣文化」就可掙脫過去枷鎖，在祖國護衛下海闊天空，開始在各地出版刊物。
當時出版刊物實在很多，除了「臺灣文化協進會」，發行的機關雜誌《臺灣文化》，尚有「改善臺灣政治和經濟」為目標，陳逸松為發行人，蘇新主編的《政經報》月刊，宋斐如主編的《人民導報》 7月 1日出刊， 10月就被禁停刊，李純青主編《臺灣評論》月刊。
黃榮燦主編《新創造》，以及臺灣各地像新竹市出版的《新新月刊》，台中市出版的《民聲報》，花蓮出版的《東台快報》，後來改名《東台日報》。
此外，即使是小地方的豐原，也發行《風聲報》，出版刊物風氣之盛可見一般。

表面上看似欣欣向榮的文化榮景不到1年就風雲變色， 35年（1946）底開始以勉勵臺灣人學習「祖國語文」進行日文禁絕。
9月 14日先禁止學生使用日文， 10月 24日來台1週年「光復」紀念前夕，下令全台報章雜誌禁止使用日文，使本土許多名作家像張文環、龍瑛琮等人因不諳北京語不得不封筆，轉業從事他們過去不熟識行業，成為生活非常潦倒困難的人，隨著時間消逝為世人遺忘。而原本由臺灣作家打出來的文藝江山，像中華日報副刊、新生報副刊、許多雜誌等也以推動國語為由，全面由中國作家接收。
11月21日創刊中華日報「新文藝」副刊，蘇任予為主編，撰稿人多屬中國作家，像江默流、郭風、姚朋、莊幸、江森（何欣）等人。

國民黨這種藉推行「國語」，剿除臺灣文化作為，本土作家還來不及反應和抗議，隔年又爆發「二二八事件」，臺灣文化就像歷經1次恐怖血洗，許多作家和畫家不是被關、被殺，就是不見了。幸能躲過一劫，最後也懾於國民黨淫威，從此封筆消沉過一生。像 18歲即展現才華發表作品在《文藝臺灣》，成為編輯的台南府城人葉石濤被判刑五年，關了3年才出獄。合力推展「內台文化交流」的作家王白淵，轉行至電器公會謀職養家糊口。其餘像蘇新、黃榮燦、宋斐如等本土作家也都不知去向，下落不明。《臺灣文藝》發起人張深切甚至以「二二八」首謀，被迫逃亡南投中寮山上躲避方才脫難（二九二  76頁）。

戰前以日文小說《新聞配達夫》聞名日本文學界，戰後被譯為《送報伕》，又以《壓不扁的玻瑰》、《鵝媽媽出嫁》等著作成為家戶喻曉的臺灣作家楊逵，日治時雖不斷參與社會運動，多次入獄總計被關45天。不料他一心盼望的「祖國」來到臺灣，37年（1948）4月即將他逮捕，一度被判死刑，在白崇禧關說下被關 40天獲釋。
他為弭平臺灣與「祖國」因「二二八」衍生的族群問題，寫下 600字的「和平宣言」，不料 49年（1960）因此被判 12年徒刑關在「綠島」，直到老邁方獲釋。
為這段不幸歷史，他自我嘲諷地說：「這是世界上最貴的稿費。」100個字抵 2年。
他又說被捉時在監獄遇到台南鹽分作家也是醫生的吳新榮，結果吳新榮一見面就說：
「你終於來了，王白淵每天惦念著你，總是問楊逵怎麼還沒有來！」（二九三180頁）

「沒有來」意味著可能像朱點人「被槍弊」，或像台中潭子出身的呂赫若一樣，他曾發表《牛車》於日本《文學評論》受到文壇注目，且在昭和 11年（1936）與楊逵的《送報伕》、楊華的《薄命》等小說同時入選《朝鮮臺灣短篇集》，成為臺灣首次被介紹到中國的作家之一，卻因白色恐怖下落不明，最後被警總告知在山上被毒蛇咬死，至今仍尋無屍體。這段心酸的對話可見當時臺灣文化人生存的困難，有骨氣的不是被捉、逃亡就是躲藏起來，默默無聞以終，顯少有人例外，臺灣文化經此一役終至消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