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實上,滿清早已意識到光憑其力無法平定國內動亂,需借助湘軍,而湘軍得以平亂理由也因為「西化」。而湘軍中西化最徹底的,則是被曾國藩安排到安徽招募軍隊的李鴻章,又稱為淮軍。因太平軍欲攻上海時,曾國藩派其為援故而與西方接觸,才了解淮軍素質的不齊,設備又落後。毅然決定全面仿效西制,不但趕製洋槍炮,甚至接受「常勝軍」協助訓練部隊。使得淮軍成為全國最精銳的部隊,不僅平定太平天國,平定國內許多動亂。也成為後來湘軍模仿學習的對象。王闓著《湘軍志》曾說:「淮軍本仿湘軍以興,未1年盡改舊制,更效夷軍,後之湘軍,又更效之。」(十五49頁)
淮軍成功,不但使李鴻章地位水漲船高。可以說,從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,清朝的國防主力,直到光緒20年(1894)中日甲午戰爭為止,20幾年間都以他為主。他的成功,也使得中國有識之士,重新認識西方文化,以為中國若欲強盛,非西化不可。開始大力提倡洋務運動,這些人除李鴻章外,尚有奕訢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。同治10年(1872)曾國藩病逝後,後起的人則有湖廣總督張之洞、兩江總督劉坤一,原屬淮軍的劉銘傳,以及醇親王奕 等人,開始推動所謂的「自強新政」。
這些新政總計分為8類,即改造軍事工業,開始製船、製造槍炮和火藥。其次則是改善國內通訊和交通,開始於重要地點興建鐵路、和港口。再來則是開礦和冶金,改善民生工業,設置了紡織、造紙、以及火柴等工廠。同時為接受西方文化,開始辦理新式教育,不僅設立了同文館和廣方館,也遣派學生出洋留學。此外,為改善過去外交的無知,也設立了「總理事務衙門」,開始建立與外國的關係。而其中影響最大,也需經費最多的,則是創立海軍,成立了「南洋及北洋艦隊」。
洋務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展開原與臺灣無關。臺灣在清朝眼中,自古即屬化外之地,如康熙所言:「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。即臺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。」即使臺灣來到同治年間,不管漢化人口已有多少,猶然忙碌於「以番制漢」政策。同治10年(1871)陳培桂著《淡水廳志》稱:「風俗之移也,10年一小變20年一大變。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。……今自大甲至雞籠罔不(無不)遵禮義之化也。」(九三132頁)
事實上,臺灣平埔族若根據其說法,只賸淡水一地,「護番」政策在台早已有名無實。但臺灣地方官猶無此認識,忙碌於「保護」那些未漢化的生番。甚至同治12年(1873)臺灣道以臺灣番政最差,番亂多於民亂,主張興兵掃蕩。但此建議呈報到朝廷後,接到的奉諭則是:「寧為番窟,不為賊巢。」(六四24頁)臺灣就在這種閉鎖環境下,最後成為重要地方,則是同治14年(1875)發生日本侵臺的「牡丹社事件」才開始被重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