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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-7 清治尾聲

光緒19年(1891)原為布政使的邵友濂接任臺灣巡撫。在巨大負債下,閩浙總督楊昌濬又以「協餉」到期不願協助。邵友濂被迫借款完成臺北到新竹的鐵路,其餘新政被迫採取緊縮中止電報學堂、西學堂、番學堂也關閉伐木局、樟腦總局等。
事實清朝統治已近尾聲,雖說有劉銘傳建設,但沒有人才承續。譬如說,他在海防的建設,不久,即因中日甲午戰爭,清朝戰敗,割臺與日本,日本從基隆攻臺,幾乎不費力氣就攻抵臺北,可見當時海防建設的脆弱。


臺灣在清朝產生合格進士20多名(二三○207頁)。根據日本來台調查,據台之初總計有書房1千1百多所,學生1萬7千多人,每書房平均14人,以當時3百萬人口計算,就學率為0.57%,加上義塾和社學,總共不超過1%(二三○208頁)。曾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,他曾對書房有如下描述:「書房的名頗為雅緻,但是環境卻污穢不堪,一進門就想嘔吐。……由7.2公尺長3.6公尺寬構成的書房,只有1個房間,地板用磚頭砌成,除了入口以外四面都是牆壁。光線只能透過小窗射入,人一進入,只見比下雨天更烏天黑地,教室由學生自已打掃、整理。」(二三○209頁)而教學目的僅為科舉,以背誦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到四書五經,毫無實學價值。


臺灣一直以米、糖、茶、鹽、硫磺、樟腦等原料,換取中國的民生消費品,像布、磁器、棉花、藥材、酒、鐵器以及雜貨等產品。這些買賣都攏斷在中國人手裏,他們在官方撐腰下成立名為「郊」的大批發商會,1723年從福建來的蘇利萬、金永順、李勝興等就以北、中、南三郊名義壟斷臺灣的採購,賣給中國的「內郊」。初期以臺灣府城為買賣中心,直到18世紀清朝開放鹿港及艋舺二地,由於商業鼎盛臺灣遂有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」之稱。19世紀中葉淡水「五郊」崛起帶動大稻埕商行的興盛,這五郊後來被廈門人林佑藻合併成立「金錢順」(二二15頁)。這些「郊商」不但攏斷臺灣商務,甚至可決定商品價格和行規,成為中國官方代理的剝削者。


他們勢力擴及各鄉村,以訂金收購或放高利貸剝削農村和地主,使臺灣在滿清統治下成為貧窮。為迎合滿清,嘉慶11年(1806)蔡牽攻台,三郊出錢出力。道光5年(1825)天津飢荒,郊商就派船運米賑濟,以「叨蒙皇上天恩,賞賚有差。」拍清廷馬屁(二二15頁)。臺灣本地大戶像宜蘭黃學海、艋舺南安泰、大稻埕張忠侯、板橋林平侯、新竹鄭用錫等大豪商,他們捐納買官或出錢鎮壓叛亂,用財富堆積社會地位。板橋林家趁劉銘傳開山撫番時搶奪大量土地。霧峰也是如此,大量佔有苖栗、台中土地,新竹鄭用錫以經商和科舉崛起至清末仍是首要郊商,子弟靠科舉出身為全國之冠(二二15頁)。


咸豐8年(1858)及10年(1860)分別簽訂了《天津條約》及《北京條約》叩開臺灣門戶,西方資本主義侵入,歐美洋商大舉來台開設洋行,替代郊商地位。臺灣開始產生新的富豪,像大稻埕的李春生、打狗的陳福謙等新興買辦,則靠接觸西方資本主義致富。做為中國殖民的臺灣,僅能一味依靠出口。像出口最大宗的茶、樟腦與糖,光緒16年(1890)出口總計753萬海關兩,然而只能換取英國部份的鴉片,像該年進口鴉片,就值236萬海關兩,佔輸入的60%,其餘款項都落入外來買辦手中,「中國買辦及外商剝削」是造成臺灣貧窮的最大原因(二二17頁)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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