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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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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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統治臺灣，其中最被詬病的則是臺灣的教育問題。臺灣教育，在清末除部份私塾，就是義學，但其量仍難與人口數相比。何況願就學的人亦極少，使得日本領台之初，全島幾乎有95％以上的人口為文盲。故為全面教育臺灣下一代，明治 28年（1895）就在台北創設「芝山巖學堂」，主要係配合地方行政需要，以教導日語為主的臨時性學堂。次年，再以國家事業，在全台各地設置「國語學校」，訓練本地人當通譯或公家之差役。並設有15所「國語傳習所」，開始對臺灣人施行以日語為主的小學教育。

這個「國語傳習所」，直到後藤新平來台，總計就有 52所。明治 32年（1899）為配合後藤長官在全台各地設置學校政策，全部改名為「公學校」，為臺灣人提供六年的小學教育，而日本小孩因語言程度不同，另設立「小學校」，供其就讀。而「國語學校」，則是為配合日本人來台建設而有的學校，因此可分為師範部、國語部及實業部等3部份。師範部為培養「公學校」師資的學校；國語部則為教授日語而有的普通中學；實業部則為配合日本在台建設，像農業、電信及鐵路等技術指導而設的學校。

日本早期所設的這個實業部，雖於明治 39年（1906）停止招生。但該部在明治 32年（1899）以招收臺灣人為主的的臺灣總督府醫學院，卻成為大正 8年（1919）以前，臺灣最高等的學府。臺灣雖有公學校，但仍缺乏中學教育。為呼應臺灣人需求，林獻堂於是在大正 3年（1914），利用其母親80歲壽辰名義，號召募款設立「私立台中中學」，且在辜顯榮、吳德功等的支持下，才得總督府有條件的應允。也就是說這所在大正 4年（1915）2月，由臺灣民間募資成立的台中中學，須以公立名義才准成立。雖然該校在學制上比日本5年學制少1年，但已難能可貴，成為當時臺灣人唯一的中學。

第1次世界大戰帶來資本主義浪潮，經濟快速發展帶來教育普及和技術提昇。 
 因應此需求明石總督在大正 8年（1919）公佈「新教育令」，為培養更多師資，廢除國語學校師範部改設台北和台南兩所師範學校。將台中中學改稱台中高等普通學校，增設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。同時創立日台人分別就讀的各種實業學校。至於專門學校，除將臺灣總督府學校改為醫學專門學校，另設置給臺灣人就讀的農業及商業專門學校。

日本治台直到田健治郎就任總督為止，臺灣教育仍採日、台人分別教育的方式。主要原因，乃源於後藤新平以「無方針為方針」政策。唯恐採取強制的變革，會引起臺灣人反抗。對於臺灣舊習慣事，像生活習慣和語言，也不採取強制手法。對公學校的日語更不強求。因此以日語為競爭的升學政策，臺灣人自然無法與日本人相比。日、台人分別教育，對臺灣人的教育因此較有保障。

然而到了田健治郎任總督，強調臺灣為日本領土延伸。臺灣人應同化為日本人。因應教育也要求日台人共學制度。為此，他在大正 11年（1922）頒佈「臺灣教育令」，規定以日語能力決定進入小學校。日語能力較差者，只能進入公學校（七七 152頁）。對此他曾自豪說：「對於教育，現在已不再有內地人、本島人及蕃人之差別，完全撤銷種族的畛域，誠為本島教育未曾有之革新。」（二一58頁）

事實上，日本人對臺灣的教育可謂是殖民地教育，直到大正 11年（1922），田健總督在台發起日台共學制度為止，日人在台統治已歷27年。截至當時，臺灣教育除因勞動力需要，在各地設置的公學校外。其餘較高等的學校，像公立台中中學，也是在台人自行募款下成立的學校，其餘就沒有中學。而專門學校，雖說大正 8年（1919）時，除原有總督府醫學校，南北 2所師範學校，以及專收臺灣人的農業和商業學校。但好景不常，這些學校都因田健總督實施日台共學制度，使得原來可教育臺灣人的學校，反在競爭能力不如日本人的情況下，反成為專為日本人設置的教育場所。像大正 10年（1921）當時設置的醫學校，臺灣學生有343人，但到大正 15年（1926）反減為 168人。

而高等農業學校，則從 118人減為只賸7人。至於師範學校，也從該年的 1,500多人，減少至 1,000人左右（二一61頁）。這種怪異現象，可說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。而總督府對於臺灣教育，常因顧慮臺灣人造反而有不公，則是事實。因此高等教育臺灣人在本地只能念醫、農、工、商等技術科系，對於法律、政治、經濟等學科，則須到日本或到廈門、上海、北京等地留學方能學到，這就是大正 11年（1922）當時日本留學生所以有 1400多人，而到中國留學則約有 500人的原因（二二13頁）。

而以日本施行多年的國民義務教育言，亦是非常不公。如果臺灣是日本的延伸，就應將施行於全日本的義務教育，也施行於臺灣才是，但日本政府卻不如此，總督府一再以經費不足為理由而拖延。昭和 3年（1928），甫才成立1年的臺灣民眾黨，在該黨大會中，就一再向日本政府請願： 
 「教育普及為國家之一大義務，臺灣應向日本內地看齊，實施義務教育實為島民多年之熱望，然而政府一直僅以財政上之理由不實施。反以教育普及程度低劣為理由，拒絕實施地方自治及伸張臺灣人之權利，實為一大憾事。……何況由官吏加俸之廢止及行政財政之整理，籌措1,200萬圓程度之財源乃係輕而易舉者。即每年貢獻中央政府之京糖消費稅，只須退還三分之一便可支付義務教育費而有餘。」（二一445頁）

昭和 4年（1929）民眾黨在新竹召開第3次黨員大會，又以當時臺灣人的年平均收入，來諷刺日本人對台實施義務教育不是不能，而是不願意。該大會報告說：「美國人年所得為224圓，而臺灣所得亦有 140圓。」（二一 468頁）雖然收入僅為美國6成多，但在當時卻高過其他許多歐洲國家。但有這些收入仍未能讓臺灣人享受義務教育，這就是當時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只有 29％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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