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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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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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雖加強「以番制漢」管理，仍擋不住流民北上的浪潮，流民繼續越過康熙 49年（1710）台廈道陳璸三令五申不得越過的大甲溪，同時到水沙連（南投埔里）開拓。就在臺灣官吏窮於應付時，不料康熙 60年（1721）卻又發生震驚清朝的「朱一貴事件」。康熙 60年（1721）4月，臺灣知府王珍苛稅濫刑。曾於臺灣道衙門當差，居住鳳山的朱一貴乘機起事，因姓朱故以「大明重興」為號召，合流民千餘人，以竹槍攻擊岡山營。而清朝游擊周應龍率新港四社的民兵前往應戰。周應龍出高價懸賞殺敵者，因爭獎賞，四社民兵濫殺無辜，因此激怒百姓紛紛投靠，並與居住下淡水溪（高屏溪），高舉「清天奪國」旗號，操粵語的杜君英聯合，擊敗府城來兵，殺總兵歐陽凱，下茄冬民並攻陷諸羅城，臺灣清轄範圍遂告全陷。

後因杜君英放縱部下在府城搶劫，擄掠婦女與朱一貴部屬產生衝突，朱杜因此失和內鬥，杜君英兵敗北走虎尾溪，經貓兒干（雲林崙背）、打貓（嘉義民雄）入山，沿山路南下奔出羅漢門（台南玉井）沿途燒殺搶劫，最後藏匿在蠻蠻庄。等到施琅的兒子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，及總兵藍廷珍率領萬餘兵過海來臺，杜君英聞清軍至，立舉大清義旗協助攻打朱一貴。朱一貴兵敗，逃亡至溝尾庄（嘉義太保）為當地義民所擒，而杜君英也「兔死狗烹」，雖降仍以首犯同押北京處斬。

朱一貴事件對臺灣的影響，是讓清廷知道臺灣雖易為亂，但本質乃是承繼平埔族間好鬥的習性，與過去荷蘭統治一樣，若能「以番制番」培養義民策反，再以大軍壓境，便能輕易治理。藍廷珍平定朱一貴，即以「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，即為義民」為號召，開始以官祿、獎賞、木牌枋、及匾額等利誘地方能人，便能促使全臺起義相殘，達到治臺目地。日後，此種「以臺治臺」手法便成治臺嚆矢，誠如《臺灣生熟番記事》作者黃逢昶所說：「督師駐紮漳泉，聯絡紳士、土勇，設計渡臺，暗結臺民，向前猛撲，而以官兵助之。不增兵、不籌餉，以拙勝巧，以逸待勞；斯驅寇之計得焉矣！」（六四17頁）

另外，從此事件中可看出蜕變的平埔族，到朱一貴事件為止，漢化雖已達60多年，但其思想究與中國不同，除語言外，開始根本沒有閩、粵之分。故在初期除部落間鄉鬥，其他尚能相約行事。但朱一貴事件後，雖說閩粵失和，係杜君英等客語人馬，在府城擄掠閩語婦女引起，但敗戰後的杜君英，不只一路南下燒殺搶劫閩語庄社。從民雄沿內山，南出羅漢門，回到屏東後，又率領屏東萬丹、六堆一帶客語族群，高舉「大清」旗號，最後演變成閩、粵間巨大的衝突，死亡達數千人。

從斯時起，清朝遂警覺到由十族構成的臺灣人，漢化後，也因族群不同，屬性不同，不只像過去因地域不同，彼此相鬥外，漢化後更因語言不同，開始有閩就閩，粵就粵之分，就是相同閩語中，也有漳、泉之分。這些人不離原來平埔十族好鬥個性，不但度量小無法合作，且經常因一點私人怨隙或小利，就會彼此出賣相鬥。像發生於乾隆47年（1782），彰化縣民因看戲起爭論，就足以釀成漳、泉衝突，雙方衝突之激烈，規模之大，驚動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率兵來臺，以聚眾殺人放火條例，斬首143人，並將主要人犯其妻子子女發落功臣為奴，財產抄封入官，方才平息。

除了朱一貴叛反外，加上流民不斷北上，康熙 60年（1721）朱一貴叛反時，「阿里山、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，次年經多方招徠，示以兵威，賞以煙、布、銀，乃就撫。」（六四23頁）為免流民再越界聚眾叛反，康熙 61年（1722）檢討番界，釐定清朝新的統治範圍，製定臺灣新舊界址圖外（二六七176頁），並於雍正元年（1723）增設彰化縣，下設鹿港巡檢、貓霧拺（台中）巡檢，避免諸羅縣管轄鞭長莫及的弊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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