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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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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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正治台，原則仍是秉持康熙「以番制漢」政策，繼續防堵流民北上。雖有嚴格的禁令，仍無法禁止流民越界開墾的事實。  
 不僅如此，這些流民漢化已近百年，更是令「三年官二年滿」更換不迭的官員，往往以為是漢人。

「三年官二年滿」是臺灣初入清朝版圖時，清朝官吏害怕臺灣瘴癘不敢赴任，而採施琅建議以「其防守總兵、副、參、遊等官，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，無致久任，永為成例。」  
 原是武官定例，後來也使用於文官，規定只要來台 3年就可返任。  
 但此權宜作法等到許多官員接到派任，卻往往拖延來台時間，或等任期快滿就又藉故先行離台。  
 故有「三年官二年滿」之說。

這些官員由於任期短，實際並不瞭解臺灣，等稍了解即要離去，對臺灣治績實無助益。雍正7年（1729）閩浙總督滿保曾上書條奏：「請將三年任滿之員，再行加銜留任三年」之議（二七三5頁）。但雍正皇帝以任期過久，其父母妻子隔越重洋，難免內顧之慮而未准。但這些短暫來台官員，因未究臺灣漢化現象，故到統治後期，常有流民即移民之誤解。像雍正2年（1724）諸羅知縣周鍾瑄編輯《諸羅縣志‧風俗志》時就有此誤： 
 「番社歲久或以為不利，更擇地而立新社以居（輪耕）。將立社，先除草栽竹，開附近草地為田園。 
 竹既茂，乃伐木誅茅。室成而徙，醉舞酣歌，互相勞苦。先時，舊社多棄置為穢墟，近者以鬻之漢人。」（九三162頁） 
 雍正 10年（1732）大學士顎爾泰也因此奏稱：「臺地開墾承佃、雇工貿易均係閩粵人士，不啻數十萬之眾。」（二七八121頁）對當時臺灣執行「以番制漢」吏治，表現出十分不放心。 
 
 事實上，清朝雖施行「以番制漢」，表面上對平埔族友善，但又實施「苛稅」成為不滿，使臺灣吏治成為隱田和流民不能根絕的地方。此外，清朝治台還有一事影響統治很大，即在各番社，因語言問題，為代繳稅而設置了「通事」。 
 這件原源於荷蘭統治，將社之採購發包於商，即所謂「贌社」。 
 在荷蘭統治下為圖方便，到了明鄭卻成為剝削番社的來源。

康熙 36年（1697）來臺灣的郁永河，在《裨海紀遊》書中，曾如此描繪北部一帶的社商，他說： 
 「此輩欺番人愚，脧削無厭，視所有無異己物，平時事無巨細，悉呼番人男婦孩穉，供役其室無虛日，且皆納番婦為妻妾，有求必與，有過必撻，而番人不甚怨之。」 
 清朝統治後，有意革除此弊。康熙 33年（1694）時著作《臺灣府志》的臺灣道高拱乾來台，就曾下令： 
 「嚴禁贌社需索花紅，往來抽撥牛車及派索竹木等弊，以甦土番苦累事。」 
 他說：「照得土番生長島嶼之間，衣不掩形、家無長物。 
 昔為（偽鄭）藩所踞，受害不可言勝；今已入我版圖，出諸湯火。傾心向化，可憫可嘉！ 
 惟賴賢良有司（官員）與該地汛守官弁（邊防守兵）善加扑循，免其凍餒；多方教誨，俾識倫常。 
 庶舊習盡更，而元氣漸復，方無負皇上綏柔遠人德意。」又說： 
 「乃本道下車以來，訪聞有司官役於招商贌社時，需索花紅陋規，以致社商轉剝土番，額外誅求，番不聊生。更有各衙門差役兵廝經過番社，輒向通事勒令土番撥應牛車，駕駛往來。致令僕僕道途，疲於奔命；妨其捕鹿，誤乃耕耘。因而啼饑呼寒，大半鶉衣鵠面。至於白取竹木，以供私用；責令駝送，恬不知怪。種種夙弊，均應痛處嚴革，難再一日姑寬。」 
 對於這些不法官員，他嚴嚴的警告： 
 「除移行鎮、府通行各營會禁外，合就出示通禁。為此示仰台屬官役、軍民人等知悉：嗣後務遵法紀，盡改前非。贌社之時，不許指稱花紅等名色，需索分釐陋規；凡經過各番社，不許勒令土番抽撥牛車、擅取竹木，苦累番民。倘有仍踵前轍，一經訪聞，官則『揭報』、役則『立拿杖斃』，斷不姑貸。各宜凛遵，毋貽後悔！」（二七二243頁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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