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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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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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雖採「立拿杖斃」嚴令禁止，但僅及於中部，北部因地區遼闊，加上每逢颱風季，海運不能行時，如遇軍情緊急，重要物質須北運時，往往仍需徵調附近平埔族服勞役。所以清廷規定，平埔族除納餉（稅）外，也要服勞役。因服役常事出偶然，故也無法規定期限。這又成為北部一些通事，藉口勞役的理由。

康熙 54年（1715）臺廈道陳璸曾奏陳，勞役種類之多，像「派買芝麻、鹿脯、鹿皮，搬運竹木，層層搜括，剝膚及髓，甚為土番苦累。」（九三）甚至日脧月削已到「舉家大小，衣不蔽體，食不充飢」的地步。 
 甚至他在《條陳經理海疆北路事宜》一文中，就直接向朝廷報告，北部通事虐待番社情景。他說： 
 「各番每年有花紅（賄買通事職）陋規，以社之大小分多寡，或180兩、120兩、或 80兩、60兩、40兩不等，縣官索之通事，通事索之土番。日脧月削，必致舉家大小衣不蔽體，食不充飢；而又派買芝麻鹿脯鹿皮，搬運竹木，層層搜括，剝膚及髓，甚為土番苦累。 
 ……北路自府治起，至淡水社止，計程2千餘里，往來俱用牛車。牛車俱出番社公辦，雖路途設塘，而上下文書皆由土番接遞。雨夜不辭，寒暑不避。若遇公差，深溪大潭，使番先下試水，長坡曠野，使番終日引路。番之急公，亦云至急矣。而猶不恤饑渴，不念勞苦，強拉車牛，迫勒抬轎，奴僕隸役，鞭箠加之。」（九三 106頁）

由於社商剝削平埔族甚重，康熙56年（1717）在分巡道梁文科奏陳下，將社商禁革，僅留翻譯的通事。而南部各平埔族卻因熟識閩、粵語，免受其害，康熙55年（1716）諸羅知縣周鍾瑄上滿總制書曾言： 
 「通事者，社商頭家之別名也。查附近縣治如諸羅山（嘉義）、哆囉國（東山）、目加溜灣（安定）、麻豆、蕭壠（佳里）、新港等六社，番漢雜居，向皆自舉通事；每年祇以辛勞（薄酬勞），為登記出納數目，而均其差役，應徵額餉，番自輸官，不經通事之手，因查縣北如打貓（民雄）、他里霧（斗南）、柴裏（斗六）三社，均屬附近，番習見官長，稍有知覺，與六社無異。」 
 （二六五上250頁）

所以番社叛反幾乎都集中在北路，像康熙 38年（1699）吞霄社番變，就因通事差派無虛日引起。雍正 9年（1731）大甲西社叛反也是如此，因不堪淡水同知張弘章，指派沉重勞役而起事。番變後，當時總兵呂瑞麟立刻駐兵彰化準備作戰，無乃大甲西社民引已遁入山中，使戰事雖無擴大，但也無法平息。 
 雍正 10年（1732）臺灣道倪象愷表親為搶功勞，竟殺死前來協助運糧的大肚社民，冒充作亂番眾。這件事引起大肚社強烈不滿，要求懲罰元兇，但清兵敷衍結果，引起大肚附近諸社，像阿束社（彰化）、大肚東社、沙轆社（沙鹿）、牛罵社（清水）、水裏社（龍井）、樸仔籬社（豐原）、阿里史社（潭子）等的不滿，相約起事圍攻彰化縣城。

這件番亂後來因清廷從中國徵調6千名官兵來台，加上岸裏社協助，才得平息。這件極為嚴重的番亂，最後卻在雍正「以番制漢」政策下，被寬容處理。甚至雍正 11年（1733）福建總督郝玉麟等人，奏請建議將主謀叛番三社，大甲社、沙轆社、牛罵社等，約2、3千甲田園土地，歸奪有功漢人。郝玉麟奏稱： 
 「招墾一事實為有益。除已剿滅之大甲西、牛罵、沙轆三社成熟及未墾之田，約有 2、3萬畝，其餘逼近大路，並毗連民居之荒地，容臣等查明共有若干，作何料理之處，另行給旨。」而《福建通志》則記載，當時雍正的見解：「先是彰化縣剿滅之牛罵等三社田畝，奉旨仍歸番民，部議漢人耕番界田者盡還之，以杜爭擾。」 
 （二六七139頁）

不僅將田歸還，甚至還將被漢人侵耕的土地奉還。  
 而對叛亂結果，僅將起事的番社易名了事，將大甲西社易名為德化社，牛罵社為感恩社，而沙轆社則為遷善社，意思是說「以德報怨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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