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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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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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流民越界開拓無法有效制止，且發生大甲西社番變，認為有必要調整清轄區，雍正 9年（1731）將臺灣縣丞往東遷移至羅漢門，改設羅漢門縣丞，並增設羅漢門巡檢。鳳山縣增設萬丹巡檢，將淡水（高屏溪）巡檢遷往大崑麓（林邊）。在諸羅知縣下，增設佳里興巡檢、笨港縣丞。彰化知縣下增設鹿港巡檢及貓霧拺（台中）巡檢。臺灣知府下新設淡水同知，下設竹塹（新竹）及八里坌巡檢。從這些官衙的設置上，可知其有效轄區，已達淡水、竹塹和八里等地區了。

大肚社番反，這件被認為是清朝最大，也是最後的番變事件。  
 許多人以為平埔族所以未再有番變，乃是被移民侵入，平埔族部沒落的結果，這是漢化學者所持的偏見。  
 事實上，平埔族所以番變，主要是苛稅和通事過度剝削引起。清朝若能改革此弊端，在「以番制漢」政策下，何來番變的道理。果然，比康熙和雍正更堅持「以番制漢」的乾隆皇帝一上台，就開始整頓臺灣番政。

乾隆 2年（1737）首先取消番丁餉的苛政。「聞臺灣番黎，大小計 96社，有每年輸納之項，名曰番餉。按丁徵收，有多至2兩、1兩有餘及 5、6錢不等者。朕思民番皆吾赤子，原無岐視，所輸番餉，即百姓之丁銀也。著照民丁之例，每丁徵銀 2錢，其餘悉行裁減。」（二六四上108頁）

改變臺灣過去重稅制度。同時為了避免勞役擾民，他採用巡台御史白起圖的建議，要求「嚴禁班兵擾累，以安番眾」，並將此規定列入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的「兵律軍政」項內（二七九 38頁）。 
 乾隆3年（1738）利用總督郝玉麟奏准，釐清民番地租機會，要求「永遠禁止」移民贌買臺灣番地。

乾隆6年（1741）為掌握臺灣的確實人口，開始實施「保甲制」取代過去應付繳稅，草率以「編審丁冊」做法，從此對臺灣人口計算，有了較可靠性的依據。乾隆 9年（1744）為了避免作奸犯科的漢人，以婚姻為由藏匿番社為亂或強佔番地，又頒布了「福建臺灣民人不得與番人結親，違者離異，民人照違制律。」的規定。

乾隆治台政策中影響最大的，就是採用福建布政使高山建議的「護番」政策。乾隆 9年（1744），高山提出「台郡民番現在應行、應禁事宜」，除對民墾番地主張「永行禁止」外，對於不同番社往來，也採用隔絕封禁的隔離政策。他以為保有臺灣的主要目的，係作為東南各省屏障，治台政策以防患為首，不希望內地遊民，來台聚居生事；開墾番地陞科納賦，對稅入增加有限，卻會帶來無窮爭端，危害滿清統治。故對臺灣統治，他建議：「使生番在內，漢民在外，熟番間隔於其中，清界而後，漢民毋許入山根，生番毋許擅出埔地；則彼此屏跡，斷絕往來，自不致生釁滋事矣」。（二六七154頁）

這個政策後來雖經督撫討論，以臺灣平埔族間不相統屬，欲使彼等聯合制漢，恐不可行而作罷。但其思想卻深切影響乾隆，以及乾隆11年（1746）就任閩浙總督的喀爾吉善。喀爾吉善他極同情平埔族，以為平埔人「朴陋無文，每遇調遣，裹糧而至，雖曰番類，頗知嚮化」。因此在位時百般維護其權益，不僅嚴禁流民侵入番界，也用嚴法保護番地。他說： 
 「民墾荒地雖久經禁止，但不分別定罪，小民不知畏懼。請嗣後番地均聽各番自行耕種，如有奸民再贌，告發之日，將田歸番；私贌之民人，照盜耕種他人田地律，計畝治罪，荒田減一等，強者各加一等，若奸民潛入生番內私墾者，照越渡緣邊關塞律治罪。」（二六七 156頁） 
 他以為唯有嚴法「禁絕侵佔哄誘之弊」，才能「以靖民番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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