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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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清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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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位在位11年直到死時仍忠實「護番」的總督上任後，即上書《臺灣事宜兩條》，釐定熟番地界，嚴懲過去失職官員。乾隆15年（1750）並以測定結果重定疆界，以溪流或自然屏障為界。若無天然疆界，則僱人挖掘土構，或築類似土牛的小山丘為界，限制流民和熟番越界。

其次為使民畏法，不敢侵入番界，為殺雞儆猴他開始整肅豪強，嚴懲臺灣武官侵入番地事件。而臺灣武官霸佔番地，始自雍正2年（1724）平定「朱一貴」事件有功的藍廷珍，他因盜墾彰化附近貓霧捒熟番土地，建立藍興庄，而且兩次以兵哨船載運「不兵不民」人士來台，為同知王佐梅等所獲，也曾多次被參奏。但雍正皇帝皆以平臺有功，僅以文書斥責其行為，雖也象徵性地沒收，已在藍興庄已開墾的 491甲土地，其後並無其他處罰，成為臺灣武職霸墾番田的不良示範。

對此事件，喀爾吉善以為「熟番與民人雜處，難辨番漢，從前有生事之處，大半起于豪右之誘騙」。而所謂豪右，即藍廷珍之類，故在乾隆 14年（1753）為殺雞儆猴，他向朝廷奏稱：「臺灣番地向俱武職佔墾，而其中以原任水師提督藍廷珍為最。」他並將親訪民情的經過上報，以「藍日仁倚藉（藍廷珍）昔年聲勢，不安本分，在彰化縣地方，呼朋引類，自稱田主，擅將生番地界任意侵佔，給人耕種，每年抽取租額，名為黎頭，以致遠方無賴之人偷渡過台，認種番田。復結交廳縣衙役、近地奸徒，包庇分紅，肆無忌憚。」

由於他的上報，乾隆因此下令嚴辦徹查，使得地方官也以「不敢姑息」回奏，查辦藍日仁。將其所佔藍興庄 2,400多甲土地，以及詹厝園400多甲土地，重劃為禁地。此外，也將過去涉及此案，相互勾結的官商人員捉拿究辦。而私墾主謀藍日仁，則發配流放異地，並將所屬房屋拆除，土地盡返番社，佃人解散「革究逐水」，全驅回中國。（二六七 160頁）其實當時臺灣，雖說喀爾吉善有意實施全面護番政策，但形勢比人強，許多流民早已越界開墾，而且已到趕不勝趕地步。

事實上，有些流民所以越界侵墾，並非田地不足，而是為「節稅」。乾隆 15年（1750）水沙連（埔里）爭墾事件，就發生一件令人啼笑的事。原來水沙連原墾者戴澤，在雍正 4年（1726）將墾地售予下坪（南投竹山）武舉人李朝龍。其後代表水沙連（埔里）番社的通事陳蒲，也到縣衙請墾，雙方互控，後來經過知縣勘丈，將已墾地分管陞科（報稅）。但對接近生番地的未闢餘埔，則不許復墾。原來以為事已平息，無乃該地佃人及熟番繼續偷墾，致使乾隆 16年（1751）已發展成「縱長有 30餘里，橫直處或 10餘里或 7、8里不等，番民錯處，大小村落共24莊，男婦戶口2千餘人」的規模。

而李朝龍結合下坪武生李光顯，想佔有這些墾地，強索佃人租穀，不料卻與佃人產生衝突。這件被認為侵墾引起的衝突，督撫就以過去方式，將被侵墾土地重新劃為禁地，勒石嚴禁不許復墾，並令佃人解散。但因未緝捕私墾元兇，引起乾隆不滿，以「糊塗怯弱」批示辦案官員。

最後受命調查的臺灣總兵李有用，不僅收押李朝龍、李光顯，也一併處罰水沙連後繼通事陳蒲的兒子陳媽生，以他「不能約束民番，遵守禁界，復敢效尤爭墾，致啟釁端」免除通事職位。對已遭侵墾土地，李有用以「免奸民覬覦之端，且可免數千佃丁流離失業之苦」建議將已墾土地「悉行充公，照官庄之例，佃戶歲納租利」。結果這些被要求納租的佃人，卻在不願負擔稅賦下紛紛逃離。乾隆 28年（1763）巡台御史李宜青到訪時，整個官庄人去樓空。結果只能透過減租重新招佃（二六七163頁）。

另一例即是乾隆 22年（1757）鍾德覆丈，查出岸裡社認管旱溪以東，一併管理的沙歷巴來積積（地名）及附近相連的校粟林小部份地界，總共埔地 840多甲，計有墾成的田 37甲多，園有 275甲，以及將墾埔地 320甲。雖經彰化縣令一再催促，務要陞科納供（報稅），岸里社一再推延，直到乾隆 26年（1761）僅只報陞5年前，由朱山覆丈的 25甲1分土地做為輸供（繳稅），而且將該地推回給阿里史社。不料，等回到阿里史社手中，卻意外地接獲楊廷璋已將該地劃為新界外的指令，免除了原本需要報陞費用，與輸供負擔，損失不少（二六七216頁）。 
 這些事都足以說明，臺灣不管是平埔族或流民，設法免稅耕作，也是促使他們偷墾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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