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政隆台灣史研究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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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日治時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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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來台時，還有1件為害臺灣甚鉅的事，那就是許多人吸食鴉片。 
 這在中國是稀鬆平常的事，雖然中國在清道光 19年（1839）曾因林則徐在上海禁煙，而與英國發生鴉片戰爭，但戰敗後的中國就不再強制管束，以至於吸食人口逐漸增加，直到民國 38年（1949）整個中國赤色後，在共產黨嚴法管制下方才根絕。 
 當時吸食人口據稱有 3億之多（二三○ 145頁）。 
 甚至蔣介石時代，還結合上海黑幫杜月笙共同販毒謀利。 
 而臺灣吸食鴉片問題同樣嚴重，故明治28年（1895）樺山資紀總督上任，就企圖以強硬手法禁絕，然而成效不彰反引起更大動亂。

事實上對於臺灣鴉片問題，後藤新平早在臺灣接收時，就曾以內務部衛生局長身份，向當時兼任臺灣事務局長的伊藤博文，提出「關於臺灣鴉片制度意見書」說明他對鴉片的看法（二三○ 147頁）。翌年4月，也在他的建議下頒佈《臺灣製藥所組織規則》，並任加藤尚志為所長，所謂「製藥」就是允許臺灣從事「鴉片」的製作。根據後藤新平的想法，他以為強制禁絕鴉片帶來動亂，倒不如分二階段禁絕，一面對未食者嚴禁，一面對已食者採取懷柔的「漸禁政策」，這樣不但可避免臺灣的動亂，疏解臺灣的財務赤字問題，並將鴉片收益作為改善臺灣衛生環境的主要經費。

為貫徹此想法，總督府發佈「臺灣鴉片令」同時展開全島吸食鴉片者調查。 
 對上癮者發給「吸食特許證」，無此證者則予全面禁止。根據當時調查全台吸食者約 17萬人，佔當時人口的6.3％（二三○ 147頁）。 
 在後藤新平的懷柔政策下，鴉片買賣成為政府體制下的專賣制度。 
 嚴格說，後藤新平的懷柔政策，對臺灣鴉片禁絕是有成效的。 
 昭和 10年（1935）臺灣吸食人口1萬6千人。但到昭和 14年（1939）僅賸不到 500人（二三○ 147頁）。

臺灣禁絕鴉片的政策，對許多國家言當時是極成功的案例，尤其對中國更成為借鏡。 
 明治 43年（1910）清朝兩江總督張之洞、劉坤一等人，就曾上奏主張仿效臺灣的管理制度。 
 但是臺灣為管制鴉片而設的專賣制度，由於產品精良後來卻成為中國人的偏好，尤其是蔣介石時代，更是上海黑幫藉以控制整個中國市場，成為殘害中國最深的產物。民國 20年（1931）中國財政部長宋子文，就曾對外表示鴉片政策不能禁絕的看法，並且派員來台考察（一三七 422頁）。可以說臺灣的鴉片製造，由於利潤豐厚，像明治 30年（1897）剛開始實施時，收入為 163萬多圓，明治 33年（1900）就增加至 460多萬，佔臺灣歲收的2、3成左右（七七 85頁）。 
 故歴經五次「臺灣鴉片令」條文修正，直到昭和 19年（1944）年方才宣告中止（七七 85頁）。 
 但這僅是表面的收入，至於對中國的輸出，至目前為止仍是秘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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