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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4 日本之侵略&西安事變

日本之侵略
事實共產黨歷經 16年(1927)上海「四一二事件」及武漢清共事件,雖於該年 8月 1日在江西井岡山重新成立「紅軍」,勢力十分薄弱。毛澤東在無法指揮都市工人革命下,轉而從事農村革命。所謂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」,直到中原大戰結束,紅軍發展有福建、安徽、湖北、湖南和江西等地農村。而共產黨之於蔣介石,他們與一般軍閥不同,有自已的思想,組織和紀律,無法靠威脅利誘等手段收買利用。

且在首次國共聯合他們和蔣介石相處過,深知蔣介石意圖也曾被出賣,付出慘痛代價。所以人數雖少卻足以成為蔣介石心頭大患。故繼中原大勝後,共產黨成為急欲剿滅目標。不幸的是,本以為不出 1個半月就可剿滅的共產黨,愈剿愈大,從最初2、3萬人到最後第5次圍剿中仍有 8萬 6千人突圍而去,預告一片抗日聲中人民對蔣氏不滿。就在剿共當兒,日本也乘機侵略中國,蔣介石採取「罵不還口,打不還手」策略,任由日本宰割。


20年(1931)發生日本侵入東北「九一八事件」前,蔣介石致電張學良:「無論日軍如何在東北尋釁,我方應予不抵抗,力避衝突,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,置國家民族於不顧。」(二四二  361頁)使日本得以 1萬多關東軍,攫取了擁有 19萬兵力的東三省,沒收飛機226架,迫擊炮等火炮 3千多門,戰車 26輛,其餘槍枝 10多萬支,損失慘重。

隔年 1月 28日又發生日軍以保護僑民名義攻打上海的「一二八事件」。就在蔣介石讓防命令下,沒想到駐紮上海 19路軍抗命抵抗,使日軍蒙受巨大損失,日軍三易其帥。抗命的 19路軍,因此被調離上海往福建參與剿共,日後成為反蔣「閩變」主角。而上海就在國際聯盟斡旋下,蔣介石與日軍簽訂了屈辱的「淞滬停戰協定」,接受日本在「一二八事件」前佔領地方,國民政府軍須撤出淞滬。
22年(1933)日本又吞併鄰近的熱河、察哈爾。不料蔣介石卻於四月又發表:
「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,而是土匪。東三省、熱河失掉了,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,我們應該要負責任。
不過,我們站在革命立場中,卻沒有多大關係。」
(二四二  363頁)


西安事變
由於蔣介石對日處處表現退讓,使得日本更變本加利,民國 24年(1935)7月,日本甚至提出中央軍撤出河北的建議,蔣介石不只答應,更派何應欽與日本派駐天津司令梅津美治郎,簽定喪權辱國的「何梅協定」。蔣介石在「何梅協定」簽訂前,就自承對日本的讓步,他說:「去年六月的時候,日本向何部長提出,要求中國撒出河北境內的中央部隊,並撒銷所有平、津、冀、察黨部和特務機關,何部長回覆一封極簡單的信,答覆他說:這些事不待你要求,我們中國已經自動辦好了,不必訂什麼條約,信中只說這幾句話而已。」(二四二  364頁)


蔣介石原想不簽約矇騙歷史以免留下證據。因日方堅持還是簽約。
24年(1935)蔣介石更提議和東京簽訂友好條約,答應強迫西方利益撤出中國,包括商業和租借權利全部轉讓日本,日本外交部雖同意,卻為一心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閥拒絕(一三七  440頁)。
蔣介石此種寧打同胞不抗日已使全國失望,尤其對一心想打回東北的張學良更是失望。
「攘外必先安內」蔣介石固然如此說,看在國人眼中並非養兵蓄銳,整軍經武,反是傾全國之力「剿共」。
在全國各地年年征戰,旱災加上饑荒餓死者多。
光是 20年(1931)至 21年(1932)揚子江泛濫,淹死近 200萬人,千萬人顛沛流離,加上傳染病,可謂哀鴻遍野
(二四三  132頁)。
22年(1933)11月新任財政部長孔祥熙,全國要求抗日,他卻要全國捐款剿共,不顧結果濫編預算,加印鈔票,他解釋說:
「剿匪行動的成功,比預算平衡更重要。」(一三七  409頁)


蔣介石無視全國抗日熱潮及內戰疾苦,一昧剿共已使民心轉向同情共產黨。
「水能載舟,亦能覆舟」,就在蔣介石籌劃第 6次剿共,蘇聯擔憂日本佔有東北,急欲中日開戰,史達林深知若欲蔣介石對日宣戰,須先停止內戰,停止內戰就得犧牲延安極少數的共產黨部隊。有了蘇聯承諾,蔣介石準備進一步剿共,民國 25年(1936)12月發生張學良挾持蔣介石兵諫聯共抗日的「西安事件」。自日本侵略東北,原盼望打回東北的張學良部隊,被蔣介石調往陝西剿共,為逼使蔣介石槍口對外,張學良與楊虎城挾持蔣介石,後在主張抗日宋子文斡旋下,蔣介石終至答應停止內戰,聯合共產黨一致抗日。


「西安事件」媒體過份曝光結果,使蔣介石成為中外公認中國領袖,也使蔣介石藉口剿共企圖成為泡影。恰巧 26年(1937) 7月 7日北京附近發生日軍以士兵失蹤企圖入城搜索,遭中國軍反擊的「盧溝橋事件」,蔣介石至此不得不宣佈對日抗戰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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