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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-1 開放大陸投資

李登輝時期,臺灣對中國投資實施「戒急用忍」政策。
事實上,「戒急用忍」政策訂定後,雖不能有效管理中小型企業赴大陸投資。
尤其政策施行的第二年,亞洲發生金融風暴,世界各國在經濟衰退下,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。
傳統產業在此情況下,受制於全球市場停滯,價格大幅下跌的競爭中。
臺灣除少數大企業,能轉型升級外,多數的中小企業,則盼望能以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,配合其廉價的土地與勞工,延續產業生存,於是紛紛轉投資至中國。


事實上,臺灣實施「戒急用忍」政策,雖為部份台商詬病,但對臺灣整體的經濟貢獻,卻是有目共睹。
臺灣雖在亞洲金融風暴陰影中, 89年(2000)仍能維持每年百分之五到六的經濟成長率,且使臺灣國民所得在該年突破一萬三千美元,失業人口始終維持在百分之三以下。當然,臺灣經濟成長,若與當時的中國相較尚嫌少。
中國自從 68年(1979)實施經濟改革開放開始,到 89年(2000)的二十二年間,每年幾乎都以平均百分之八點八的速度在成長。


雖然經濟快速成長,卻帶來巨大的物價波動, 77和 78年(1988-1989)二年間中國的物價膨脹指數,分別為百分之十八點五和十七點八。而 82年(1993)到 85年(1996)連續三年,物價波動更高達百分之十以上。﹝三二二)
所以中國即使有較高的經濟成長,但因高度通膨的結果,卻是帶來中國巨大貧富懸殊、城鄉差距以及龐大失業人口現象。
這是 82年(1993)中國所以緊急採取宏觀調控,冷卻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。


而在中國高度的經濟成長中,有個現象如同早年臺灣經濟,靠著中小企業成長。如今,中國亦復如此,靠著鄉鎮企業、私營和外資企業而成長。有趣的是,在改革開放前,原佔全國產值百分之 78點 5的國營企業,到 82年(1993)只賸一半,到 88年(1999)則只佔全國產值的百分之二十點三。而改革開放前為零產值的鄉鎮企業、私營企業和外資。到 88年(1999)總計鄉鎮企業就佔產值的百分之十八點二,而私營和外資企業則佔百分之二六點一,兩者合計共佔產值百分之四四點三。(三二二)

鄉鎮企業後來得以發展的原因,是中共惟恐鄉村人口,因就業需要而離鄉,造成都市「盲流」問題,故為鼓勵「離農不離鄉」政策,開始獎勵鄉鎮等中小型企業發展。大陸由於高度經濟成長,表面上雖帶來國民所得的增加。從改革開放前,每人平均所得一百五十美元,成長到89年(2000)的八百四十美元。

然而對於產值只佔百分之十五點九的農業,但卻要負擔全國一半以上的就業人口,與工業產值達全國一半,卻僅提供就業人口百分之二二點五相較,就知中國經濟發展,貧富懸殊與農村貧窮問題嚴重。雖然如此,但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,少數的富人及中產階級,不只對台商,對全球其他國家而言,的確產生很大的吸磁效應,被稱為二十一世紀新興的「世界市場」。這種效應,尤其 85年(1996)以後更明顯,原因是該年,中國把許多原屬國家提供,像就學、醫療、住宅等,許多共產政策市場化,將原本屬於政府負擔,都改由人民自行負擔。甚至連早期配給的住宅,也強迫居住者出錢購買。
像這樣子,從極端的共產制度,回歸資本市場,對「立足臺灣,望眼世界」臺灣許多大型企業而言,不啻是個機會。


尤其當中國經濟尚未全面起飛,資本仍不夠時,「誰先佔有機會,誰就佔有世界市場」。這樣的理念,尤其對臺灣少數財團,以及 79年(1990)政府公佈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」後,享受政府稅賦補貼,以代工酬勞,佔有世界生產市場的資訊業而言,在「大者恒大」觀念下,「戒急用忍」政策,便成為他們搶先投資的障礙,成為欲除之而後快的政策。


惟恐投資中國落人後,為搶先機,膽量較大的台商開始偷跑。雖然臺灣政府的統計,截至 90年(2001) 9月止累積投資案件近二萬四千多件,金額達一百九十二億美元。而中國統計至該年 6月,台商協議投資金額五百十二億美元,實際到位二百七十五億美元。(三二三)根據臺灣大學社會研究所報告,過去 11年臺灣對大陸的投資,總計超過三兆元約一千億美元。而不願違法的廠商,開始以「臺灣優先」、「全球佈局」、「大膽西進」、「互惠雙贏」等口號洗腦臺灣,「以商逼政」要求取消「戒急用忍」政策。
國政基金研究助理林美萱的主張,就是此派代表,她說:

「鬆綁兩岸經貿交流是一種趨勢,即使政府不開放,企業也會透過各種管道進行,因此,政府開放直接投資大陸,將可使赴大陸投資化暗為明,目前有很多企業經過第三地至大陸投資,政府無法掌握至大陸投資實際金額,未來政府開放直接投資大陸,使投資活動透明化,而且五千萬美元以上的投資案,可以專案實地審查,企業不用擔心赴大陸投資金受到管制,在大陸營運獲利,將可匯回臺灣,有利於振興臺灣經濟。」又說:「此外,鬆綁戒急用忍政策,符合WTO『自由、平等、互惠』的原則,而為符合戒急用忍,也有針對大陸使用『排除條款』,8月,經濟部次長陳瑞隆宣佈,我對大陸將不再援用『排除條款』。」(三二四)


鬆綁「戒急用忍」政策,其實早為陳水扁主張。為了對抗「李登輝情結」,爭取總統大選勝利,早在 88年(1999)以「新中間路線」提出「六大政策綱領」,其中就有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主張,不僅同意中資來台,也同意提高大陸投資設限。這些政策礙於黨內獨派反對意見,上台後未敢毅然施行,於是仿李登輝模式,黨內對「戒急用忍」政策有意見時,以召開全國經濟會議結果做為推動藉口。


陳水扁也依樣畫葫蘆, 90年(2001) 1月 6日召開「全國經濟發展會議」,簡稱「全發會」,會中達成「臺灣優先,全球佈局,互惠雙贏,風險管理」四大原則,並以「積極開放、有效管理」主張除涉及國際公約、國防及國家安全之重大基礎建設,或產業發展考量須審查禁止,其餘皆可投資中國。至於投資金額則取消五千萬美元上限,改採公司淨值比例,以無限資金作法說明政府積極的開放態度。至於上市、上櫃公司原本募集的證券資金,包括海外募資,只允許百分之20投資中國,現在則放寬至百分之 40。


陳水扁政府以無法管理為由,假「全發會」之名,倉促間開放中國投資,當然引來呂秀蓮副總統,及獨派大老像彭明敏、辜寬敏、臺灣團結聯盟等單位,強烈的批評。呂秀蓮更認為鬆綁「戒急用忍」,只是向台商和統派屈服,最終只會掏空臺灣經濟。她甚至不顧被指責破壞黨內和協,直接呼籲「當家掌權」的人,要有勇氣面對歷史良心。

 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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